据公安部消息，日前，公安部已牵头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并决定自今年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全面摸排来历不明的妇女儿童，快侦快破拐卖现案，全力侦破拐卖积案。
随着“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等历史积案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民众开始对此前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给予极大的关注。诚如公安部所说，拐卖犯罪的高峰期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多重因素影响，当前滋生拐卖犯罪的土壤尚未完全铲除，还有一批积案没有侦破。因此，如何对此类案件进行全面且具有针对性的打击，是专项行动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形成震慑力的同时，也要借此机会做好农村的普法工作。“拐卖者多为文化程度较低的男性农民”，“收买者主体是希望实现传宗接代的单身男性”等特性，足以说明打通普法工作“最后一公里”的必要性：要让广袤的农村地带那些受教育水平低、对法治认知不足的民众对法律保持基本的敬畏，从源头堵住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
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进行妥善安置。尤其是对受害者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需要进行全面检查——该进行医疗救治的要及时联系卫健部门进行精准救治；生活上需要妥善安置的，各地要及时与民政部门进行沟通，充分发挥相关联动机制的作用。
而这，不仅要求国家部委层面进行联动，还需要各地方的公安、民政、卫健等部门合力推进这项专项打拐行动，并搭建和完善集预防、发现、打击、解救、安置于一体的工作机制，构建严密的打拐闭环。（据《新京报》 亓拾遗/文）
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无须过度忧虑
日前，有媒体援引国家统计局消息称，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3倍。其中引人注意之处在于，灵活就业已成为年轻人就业的新选择。
在超2亿人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其实也存在着新旧之分。像建筑工人、小商贩等依旧属于传统的灵活就业者；而像外卖骑手、文案策划、直播主播、电商运营等这些灵活就业群体，他们伴随新经济的发展、新业态的出现而崛起，当属新型灵活就业人员。
新经济的出现，新灵活用工需求和机会的产生，主要受信息技术的驱动。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渗透以及数字平台的出现，让供需双方可以实现更有效的对接，进而形成新的就业市场。
在这个新的就业市场中，劳动者准入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并且在劳动时间及其他约束等方面，劳动者都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对于就业观念更加多元开放的年轻就业者来说，这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当下的年轻人对所谓的“单位”、“公司”已不再抱有执念，他们更追求合兴趣、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相信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灵活就业的发展还将加速，对现有劳动市场将持续造成冲击。面对如此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有关方面应有所为。其中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将建立针对灵活就业者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制度纳入议事日程的优先级，同时尽早设计出符合该群体劳动特点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框架，明确权责及基本规则，切实保障该群体的权益。
（据《光明日报》 王丹/文）
【趋势】
人均收入，腰杆子又挺直一节
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8.1%，规模达到114万亿元；我国人均GDP达到80976元，比上年增长8.0%，按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以较大份额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收入，在全世界近20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1位。按2019年可比价格，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535美元即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阶段，我国经济的两只脚已经稳稳地踏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线之内。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人均GDP1万美元的日本，我们定下的目标是，努力奋斗20年，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超过800美元。那个时候，我们在一个发达经济体面前内心是很谦卑的。即使是站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发展中经济体面前，处在中等低收入发展阶段的我们也有点直不起腰来。谁能想到，今天我们不仅超过了几个近邻，还超过了当时想都不敢想的巴西、阿根廷以及俄罗斯。
前些年，当别人说我们经济规模大而不强，不能谈人均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泄气。今天我们的腰杆子又挺直了一节。
人均收入的提高能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增加力矩呢？过去我们说经济总量的增加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国防建设、文化教育、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的进步就会加速。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对高质量教育、职业生涯提升、健康医疗、创新创业、旅游环境、研发创新等的支付意愿也跟着提高。人们的钱包里每增加一分收入，由于绝对量的增加，用于相关发展支出的百分比就会提高，这也是我们这些年康养小区、广场舞、长假出行以及科学城建设层出不穷的原因。
随着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大城市里面，人们等公共汽车的时候慢慢排起队来；一些公共场所的厕所、火车上的洗手间干净起来；不少乡村和小镇里人们分拣垃圾的方式，有时候比城里人还细腻，对环境更友好。
人口流动和就业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在省会和中心城市毕业以后，拿上毕业证留在了城市。户口落实后，家里的人高高兴兴地搬入了数代人梦想的城市之家。有的乡村整建制地搬迁和重建，也使得对文化和历史遗产敏感的人们频频呼唤保护故乡文化之源。
有些研究者发现，我国的人口迁徙已经从过去单纯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变成“城市-乡村”之间的双向良性流动。
文化和信念的自信慢慢地改变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基础构造，在深层次上快速地涌动着。
观念的调整也在改变着人们一日行为处事的方式。
过去，我们一说人均收入的提高，网友就吐槽自己“被平均”了。但我们会发现，这些说法随着高收入阶段消费倾向在深层结构上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调侃的意味。中国迈过了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经济发展门槛。
回过头去，走过这一段经历的人，都会非常自豪和宽慰。珍惜这一时代的来之不易，认识人均收入的提高还只是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经济门槛线内的起始点上。随着人们支付意愿的变化，处事方式的丕变还会形成更多意想不到的新生产和工作岗位，与其“躺平”，不如趁这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黄金职业生涯变迁机会，不断地充实自己，在经济从高收入阶段向更高阶段腾飞的时期，与整个社会一起，走向人生目标和职业生涯改变的新阶段。
（据《环球时报》 曹和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