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条长江”的延迟
武汉上一次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焦点，是在1938年。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大量物资、人口、公司和政府部门都集中在武汉，它是中国当时实质性的首都。
在1930年代，这座城市已经有200万人口，有通往广东和北京的铁路，以及顶尖的工厂、医院和学校。
这些禀赋，武汉保留至今。
如今，它仍是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是汽车、钢铁、石化等制造业的重镇。武汉与周边的孝感、黄冈关系紧密，城市关联度堪比长三角的核心城市群。2019年的数据显示，武汉市GDP排名全国第7，拥有36家三级甲等医院和近6000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江城”武汉，被长江和汉水划成了3个地区——汉口、武昌、汉阳，统称“武汉三镇”。它们历史上都曾是独立的城镇，又隔着长江，直到现在，不少居民的日常活动范围仍然主要限于其中一地。
武汉人王乐曾觉得这场瘟疫离自己很远。王乐的公司和家都在武昌，平时少去汉口。1月初她就听说有不明肺炎，但总觉得这件事和自己“隔了一条长江”。后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王乐的担心增加了一点，不过新闻里说大多数感染者都是老人，她再次觉得自己和病毒还有距离。
和王乐一样，陆正也生活在武昌。在医药行业工作过的他，1月初就看到过微信上流传的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头文件，但直到1月16日才采取行动。那天，陆正在微信里看到武汉市中南医院医生被感染的消息——中南医院离他家只有1公里——便向在这家医院工作的师弟打听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事情可能已经失控。当天他便与太太在各个平台分别下单，买了100个N95口罩。
与医疗行业接近的人，更容易感到异常。孝感人陈亮在武汉做医疗器械生意，客户是武汉周边的医院。每到过年前，陈亮的主要工作便是催账。1月20日，他发现医院里不管哪个科室的医生和护士都戴上了口罩。陈亮很快联想到之前流传的那个肺炎传闻。
春节前，陆正取消了和老人吃团圆饭的计划，去超市采购了700多元的食品，当时估计可以吃到初七。沃尔玛的购物车很大，陆正往里面塞满了蔬菜、肉、米和面，自助结账时，光扫码就花了很长时间。排在后面的人问他：“买这么多东西，你们家几个人过年？”“就两个。”他回答，发现那人没戴口罩。
许多武汉人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提早感知到了一些不祥的细节，但另一边，他们又接收到了更多让他们放心的信息：官方公布了确诊数字，但说“没有证据人传人”；新闻里没怎么报道过这件事；同时，春节前该开的会、该营造的氛围，都照常发生。
没有人意识到，从接收信息到做出反应，从官方到居民，武汉出现了延迟。
留下来的他们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系统从毫不在意到出现应激反应，切换几乎是在一夜完成的。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一条213个字的通告，也就是后来所称的“1号令”，宣布关闭机场、铁路离汉通道。之后高速公路收费站也迅速关闭，武汉“封城”。
夕阳从武汉金银潭医院背后穿过，落在白色的病房大楼上。段光训夫妻俩在这栋楼里做了7年保洁，武汉封城后，原本60多人的保洁队伍只剩下23人。
他们没走，甚至还把两个儿子叫过来帮忙。一家四口承包了医院南楼1到4楼的保洁工作。和护士们一样，他们每天待在隔离病房至少8个小时。拖地、消毒、擦尘、清运垃圾。疫情暴发后，医院走廊上加了10多个床位。段光训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病人。
截至1月23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549例，其中武汉市495例。封城令后恐慌感在这座城市变得更直接。很多人看到消息后深夜赶去车站、机场，还有人拉着行李爬上高速路口，等待家人把自己接走。
41岁的胡恒兵也选择留下。他在武汉生活了30年，做了半辈子的鄂菜厨师。他最拿手的是吊锅。在他的记忆里，武汉的冬天很冷，江风一起，人们喜欢钻进馆子，点个吊锅埋头吃一顿。但封城之后，这个冬天开始沉寂了。
封城当晚，胡恒兵的手机被疫情的消息轰炸，他被“吓”到了，甚至还看到有前线的医护连饭都吃不上。“有种说不出来的心酸。”胡恒兵决定去支援。他当晚在群里联系了7个同行一起去做饭。
第一天做了570份盒饭，两荤两素。用保温袋包住、消毒，再分给医院的病区、科室。胡恒兵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医院连过道都挤满了人，还有一些医护人员打地铺休息。当夜完工后，后勤部的主任开车将胡恒兵送回了家。往日繁华的街道，没有人、没有车。他拍了视频发出去，“相信武汉会热闹起来，加油。”
周斌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他几乎每天都要开车走在武汉市区最长的主干道——解放大道上，街面变得空旷，偶尔碰见几辆志愿者的物资车。平时至少半个小时的车程，如今只要10多分钟。“开车20多年了，第一次遇到这么顺畅的路。”
他是货车司机，封城后去武汉市急救中心光华路站开救护车。他所在的急救站，原本有3台救护车（两台备用车）和3名司机。疫情发生后，1名司机辞了职。那时刚封城，站长沈小波开着救护车，一路北上一两个小时，去黄陂区村里接自愿补缺的司机，没想到，对方出了一趟车就辞职了。
武汉市内实施交通管制后，运送病人高度依赖救护车。1月26日，武汉市120呼入量超过1.5万人次，市区里50多台急救站的救护车往来穿行。
周斌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敢接这个“危险”的差事。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出车第一天，他一直忙到次日早上8点，差不多出了20趟车。夜里，一辆辆救护车在空旷的道路上呼啸而过，信号灯蓝光闪闪。司机们好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都关掉了鸣笛。
“我的家病了。”厨师胡恒兵这么形容自己最初的感受。做了三顿饭后，他有点失落，觉得自己能做的太少。他加了救助群，帮助附近的医护人员联系住宿。后来他又加入车队，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手机每天24小时开机待命。
有一次，他转运病人时收到一位女护士的求助电话。护士在汉口的医院上班，回家时叫不到车。胡恒兵赶到后，女护士已经骑了一个半小时的单车，自己回家了。没帮上忙，让胡恒兵很沮丧。
加入车队后，90后的抗疫志愿者郑能量和胡恒兵成了朋友。每天，郑能量都奔波于几家医院之间接送医护和病人，他没有固定住所，被求助时也得随叫随到，索性晚上就把车停在桥下，和衣而睡。
胡恒兵觉得，郑能量感染了他：一个外地人都如此义无反顾。他生长在湖北，“我的‘家’病了，即使封城，我们也不是一座孤岛。”
深陷战场中的人们
王毅是武汉的一名普通市民。在封城前夕，他并没有感到紧张。戴个口罩，就出门吃烧烤了。封城后，小区也封闭了，住户们网上下单，然后出门领菜。弟弟告诉他，一个同事被发现是疑似病例，同事的爱人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疫情原来离自己这么近。”
封城第二天，王毅有个朋友确诊了。后来，小区有人确诊了。再过几天，他居住的相邻单元，也有了确诊病人。
他开始感到紧张。去超市的时候，尽量避开有病例的小区；外出时，尽量乘坐人少的电梯。有些电梯里放了纸巾，但王毅还是会从家里拿几根牙签，戳一下电梯按钮。
他专门准备了一套外出的衣服，回家后把衣服脱在阳台上晒，买回来的东西要先在车里放一放。
人们都习惯了警惕。每天早上，纪录片导演程逸飞出门前都强迫自己吃一大碗面条。在外面拍摄时，他从不摘口罩。回家前，程逸飞要给自己消杀三遍。进了家门，他就把衣服全部脱掉，用酒精浸泡。“倒不用自己特意量体温，大街上一步三岗，每个人都会帮你量体温。”
在武汉封城后，程逸飞决定拍一部武汉战疫的纪录片，从1月23日凌晨开始。经历过非典疫情的他对新冠病毒十分敏感，他觉得这会是一场更久的战役。
从哪里开始呢？
这个在武汉生活多年的男人，把目光投向人们熟悉的那条江。江城武汉有两条大江，长江和汉江，它们都很直，不拐弯。沿着江走，也就把整个武汉市区走完了。
往日里，这里有散步的情侣，跳舞的老人，垂钓的闲客……但封城之后，程逸飞拍摄了连接武昌、汉阳、汉口三个区的二环线鹦鹉洲长江大桥，却发现连辆车都没有。
直到第五日，他在桥下碰见一群冬泳的人，在安静的江边闹出声响。江对面，一个红衣女子揣着音响跳起广场舞。程逸飞感受到一股鲜活的力量，他忍不住拿着相机朝她挥手，“你好啊！”
此后的时间里，程逸飞带着相机顺江而下。他拍到过前线奋战的护士，也拍过大雪里送物资的志愿者，在他的镜头里，有离别也有新生。
1月31日，拍摄第9天，程逸飞第一次感觉到压抑。有个大姐对着他的镜头哭了5分钟。在协和医院里，她一边哭一边说，后悔带妈妈回武汉过年，不然妈妈就不会“中标”。排不上号，没有病床，只能带着妈妈住在医院走廊里。
纪录片拍到第16日，程逸飞大哭了一场。那天，武汉市有个医生感染后去世了。程逸飞去医院为他送别，他的遗像上摆满了白色、黄色的菊花。
如果不是疫情，环卫工人或许不会在武汉沌口长江大酒店与程渝相遇。
程渝是沌口长江大酒店的经理，这里是一家四星级酒店。2月7日，程渝接到沌口经济开发区城管队的电话，问能不能给清洁工人们协调房间。“当时很晚了，想到晚上武汉那么冷，总不能让他们在路边等着，我没来得及问总经理，就答应了。”
这是程渝从业9年来，第一次遇到清洁工人入住酒店。
这群特殊的客人给程渝带来了不少“意外”，日用品都提前带好，送餐员来了后总是自己去领饭，“本来服务员就缺，他们很为我们着想，从来不麻烦我们，也没提过什么要求。”
入住第6天，由于要接待新一批医疗队，15名清洁工人只能换到其他酒店。
一直忙的程渝，到清洁工们退房一周后查房时才发现，9间客房全都是干净的。垃圾桶倒得干干净净，套上了新垃圾袋，抱枕摆放整齐，甚至连床旗也摆得中正。
“拿着房卡往左手边走，顺着房间号，一共9间，全都是净房。我以为走错了。”程渝想，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退房前自己做了清洁，“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哭了。”
这也是程渝第一次见到有客人在退房之前，把卫生做好的，“都是他们默默做的，退房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
程渝在朋友圈里道谢：他们做着整个城市最脏最累的活，却有着最善良最朴实的心灵。
隔离在家的民众
伴随着疫情的蔓延，全国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数字不断攀升。武汉市的医院人满为患，一些出现低烧、腹泻等症状的病人，既担心自己染上了新型肺炎，又担心去医院交叉感染，或者排队很久挂不上号，于是选择在家自我隔离。
特殊时期，平常感冒同样会引起的低烧、咳嗽等症状，都会引起紧张情绪。在家自我隔离的蒋真感叹道：“真的是草木皆兵。”
一边是身体不适，一边是疫情恐慌，多名在家自我隔离的武汉人说，自己“已经丧到刷不动消息”。
媒体人邓世杰找来20多名医学专业人士、心理咨询师和陪伴志愿者，组建了一个名为“隔离病人问询陪伴后援群”的在线陪伴微信群。在群公告中，邓世杰这样写道：“非常时期，为科学防疫，民间自救，建立本群。”
这个后援群里大多为武汉的在家隔离的病人。有人描述自己的症状，希望医学专业人士能给予判断；有人倾诉自己的担忧，寻求安慰；还有人分享自己的线上瑜伽课程会员，邀请群友一起练瑜伽度过隔离期。
不停有人在后援群中发网络段子调节气氛：“如果一直在家，出现浑身乏力和酸痛头疼不要过分紧张。因为这是长时间躺床上刷手机造成的，不用担心。”
针对疫区医护人员和群众的线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还有很多，他们有着共同目的：守住疫区民众的心理防线。
除了这样的后援群，被隔离在家的武汉民众还建起了读书群、文学群、甚至工作群，在线互相陪伴，度过居家隔离观察的时间。
还有人细心汇总了关于疫情的各类信息，发布在微博上。这份“新冠肺炎互助手册”的内容里，除了关于疫情科普和物资求援信息之外，还特别设置了疫区日常、线上问诊方法、创伤心理疏导、网友质疑集中帖、个人在行动、规劝长辈、好消息分享、民间互助等板块。
刚加入后援群不久的陪伴志愿者于荏已经总结出了一些安慰隔离病人的方法：第一，根据对方的话安慰对方；第二，多发布一些正面信息。“比如‘医疗队来支援了’、‘物资在路上了’之类，这些就是正面的。”
这座城市依旧温暖
拍摄第23天，2月14日，程逸飞去拍了武汉的情人节。一位花店老板感叹，“今年的武汉没有情人节。”不过，志愿者们仍然想办法筹集到了百合花，送给医护人员。
杨倩与队友辗转打听到一位花店老板，想买些红玫瑰、粉玫瑰、蓝玫瑰，送给医生们。老板听完，将仓库里剩余的全部鲜花，全都送给了杨倩。
“当时还不允许营业，老板偷偷打开店门，将自己关在里面，一朵一朵地修整。她说，送给医生的应该是鲜花，不能有枯萎的花瓣。”
鲜花塞满了货车的半个后备厢。那天，杨倩与队友送了四家医院，每家医院40多朵花。医生们很诧异，他们说，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这么鲜艳的花了，代表科室说声谢谢。
随着援鄂医疗队的陆续抵达，胡恒兵接的求助电话少了许多。没日没夜干了20多天活儿，他突然很怀念吃肉，在朋友圈感怀了一句后，朋友马上送来了母亲煮的水饺。“你去温暖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温暖你。”
胡恒兵记得，他有一次送物资到医院，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人下来签收。他连着打了七八个电话催促，让他意外的是，医院派人端着一桶泡好的方便面递给他。
胡恒兵有时会和队友讨论，疫情结束后做什么。湖南来援鄂的队友说，要带他去韶山看毛泽东故居。胡恒兵想给朋友们下次厨，做他的拿手菜，吊锅鸭子、吊锅鸡、馋嘴鱼、烧鸡公。
2月15日，武汉下起了暴雪。“不是一片雪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程逸飞在纪录片中写道，“据说这场暴雪可以杀死80%的病毒，希望是100%”。
封城已经40余天，很多人渐渐平静下来。
不忙的时候，程逸飞喜欢站在长江大桥上看日出。他习惯于某个特定的位置，抬头就能看见黄鹤楼。天空由灰蓝转成厚重的红色，江面升起薄薄的雾气。
这是武汉最美的时刻。
（参考资料 黄霁洁，《武汉的除夕静悄悄：“封城”中的众生相》；李慕琰，《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谭畅向思琦闫力元，《疫情时期的怕与爱：“封城”20天的江城面孔》；姜晓明李青妮，《又一天——武汉封城后一户人家的日常生活》；邓琦沙雪良陶冉郑新洽，《武汉“封城”非常时刻的治城实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