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暖心相助
2020年2月27日，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对中国进行访问，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他代表蒙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挚慰问，并在此前已经向中方提供捐款的基础上，再向中方赠送3万只羊，以表达蒙古国人民的心意。
除了这3万只羊，蒙古民间也自发兴起了对中国捐羊的“浪潮”。而在这段时间里，蒙古国出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加深与我国交流等各方面的考虑，准备在2025年时开始逐步全面恢复传统蒙古文的使用，也就是说，将与我国内蒙古“书同文”。在蒙古国恢复对传统蒙文的使用之后，必然在与我国的交流之上会变得更加顺畅，非常有利于两国未来的交流。
在巴特图勒嘎总统访华之前，在蒙古国已经掀起“永久邻邦、暖心支持”行动，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物，为中国的“抗疫”战斗加油。
“在抗击疫情的这段时间里，很多蒙古国人给了我们无限温暖与感动。”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柴文睿说，每天都有很多孩子给大使馆打来电话、寄来信件表示慰问。很多孩子在老师和家长带领下，到使馆捐出自己的零花钱。6岁的曼达尔瓦从电视上看到中国遭遇疫情，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11只口罩，委托爸爸送到使馆，说要送给中国小朋友。一位生活在乌兰巴托市的71岁老奶奶，冒着纷飞的大雪，步行来到大使馆，留下300万图格里克（约合7600元人民币）善款后转身离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蒙古国这个拥有330万人口、并不十分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已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募集善款近500万元人民币，还向中国捐赠了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同时，蒙古国各界对中方坚持以人为本，及时建立联防联控机制，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应对疫情并取得积极成效表示高度钦佩和赞赏。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虽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但蒙古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仍积极支持中蒙间最重要的贸易通道——我方二连浩特与蒙方扎门乌德口岸正常运行，以满足其民众日常消费需求，继续为中欧班列快速通关开辟“绿色通道”，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
二连浩特-扎门乌德是中蒙间最大陆路口岸，承担两国间60%以上的货运任务，也是中欧班列通道重要枢纽。1月下旬以来，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但经由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保持正常运行，目前进出境逾200列，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蒙古国家诞生的由来
外蒙古独立是很多中国人难以挥去的历史心结。
历史上，蒙古国的领土曾长期属于中国，蒙古国人民曾被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统治。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7世纪末，被纳入清朝统治范围。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签订，中国失去在外蒙的实际统治权，中国只保存了徒具虚名的宗主权。1921年，取得事实独立。1924年，成立受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1945年，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美国、英国与苏联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直到密约签订4个月零9天的1945年6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才奉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蒙在鼓里的蒋介石。
1945年，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原文，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将依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时任中国政府对苏谈判代表的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一番刀刀见骨的对话——
“我(指蒋经国)开门见山地问他(指斯大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30年内，中国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因此）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1945年9月21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宣布，将在10月20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全民公决，并煞有介事地宣布，“凡有选举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年满18岁）皆可参加投票”。
为保证公投“圆满成功”，外蒙古当局在全民公决的具体操作中无所不用其极，规定“每一个列入投票名单的公民在投票的一天必须亲自到指定的投票地点，讲述自己‘赞成’或‘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意见，并签署自己的姓名”。
为以防“不测”，苏联驻外蒙古的红军也可以随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1936年3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签订《蒙苏互助协议书》；1937年，外蒙古“请求”苏联政府派遣军队来蒙。当年9月，3万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而到了外蒙古公民投票前的1945年8月，为了筹备对盘踞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打击，进驻外蒙古的苏军总数曾高达20个师以上。
在蒙古方面的精心准备与苏联红军保驾护航下，外蒙古公民投票在1945年10月20日上午6点粉墨登场，并持续到午夜12点。每张投票簿上用蒙文书写“蒙古人民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而证实个人之愿望”，落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每张投票簿分有“第号”“姓名”“赞同”“否”“备考”等5个栏目。凡赞同独立者即在其本人姓名栏之一行内签名于“赞同”栏，反对者则签于“否”栏。每个投票人进入投票所时即由工作人员导坐桌前，查对姓名栏后签字（文盲按手印）。
举着各种标语和旗帜、抬着蒙古人民的领袖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以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画像前来“踊跃投票”的蒙古民众，毫无悬念地一律签名于“赞成”栏内，无一人（敢于）在反对栏中签名。
10月22日，外蒙古中央公民投票事务委员会公布全民公决结果。在全国494960名投票人中，实际投票者为487409人，即98.4%。所有487409人，百分之百投票拥护蒙古独立。
公投结束之后，外蒙古当局迫不及待地宣布，“全民投票完全证实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的愿望，中华民国必须根据1945年8月14日中国政府所作的声明，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1945年1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1946年1月15日以前完成承认外蒙古独立手续。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79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19日通知国民政府照办。外蒙古独立在国际法上所需手续就此完成。
中蒙边界蒙古一侧的扎门乌德市，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扎门乌德；1973年苏军举行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7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从蒙古国诞生的那一天起，蒙古的精英阶层就对本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心知肚明，要想维持蒙古的独立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向北方“一边倒”，甘心接受苏联的“保护”和“指导”。
在这种蒙古立国的国策指引下，蒙古文字被改成用斯拉夫西里尔字母拼写，原有的藏传佛教被整肃和清洗，蒙古国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怎么思考问题、看哪些电影、读哪些书、怎么谈恋爱、每天在餐桌上吃什么都被彻底地俄罗斯化；甚至是蒙古民族之父成吉思汗也被说成是“损害蒙古民族根本利益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在1945年以前的世界地图上从未正式出现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此被以不同的颜色与“中国”区隔开。
大国政治曾经的牺牲品
1949年10月16日中蒙建交，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有过一个为期十多年的友好发展时期。1952年9月28日至10月17日，蒙古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泽登巴尔率蒙古政府代表团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正式访华，受到中方隆重热情的接待。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这是两国间签订的第一个协定。
1954年7月3日1至8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后回国途中访蒙。这是正式访蒙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蒙方给予了极为隆重的高规格接待。
此后，两国领导人不断互访，中国向蒙古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一笔无偿援助和两笔低息贷款），帮助蒙古建成了一批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项目；中国还向蒙古提供了劳动力援助，以解决蒙方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自1955年至1964年的9年间中国政府先后向蒙古派出员工27000多人次，中国员工在蒙最多的年份曾达12000人（不含家属）。而蒙方亦曾于1958年向中方无偿赠送役马15000匹，1961年在我国困难时期赠送1000吨牛羊肉、6000吨面粉和10000吨小麦。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第二次访蒙，两国签订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1962年两国通过谈判正式划定了边界，经实地勘定，两国共同边界长达4670多公里，是我国同邻国最长的陆地边界。
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中国驻蒙古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举卿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中蒙之间“冷而不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苏联开始政治改革。受大环境影响，中蒙关系也跟着“回暖”。集会场所，蒙方也不再指名反华。
苏联解体后中蒙才慢慢回暖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机。不久，1987年中，彼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中蒙关系慢慢走向正常化。1989年，两国外交部长和执政党的中联部长实现互访，标志着中蒙关系的正常化。1990年和1991年两国国家元首实现了互访，1994年重签了《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2003年胡锦涛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宣布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不过，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
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
对日美等国来说，蒙古的价值在于它的战略地位，一旦控制了蒙古，就等于在中俄两国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从而形成“北抑俄罗斯，南遇中国”的战略态势。
同时，蒙古位居世界第15位的丰富铀矿资源，也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垂涎三尺。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
台湾和达赖也曾是中蒙关系之间的“定时炸弹”。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中国驻蒙古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
达赖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达赖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
从1979年到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
如今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2011年，中蒙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双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中蒙两国间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在双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蒙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蒙两国都从政治和战略角度相互高度重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就相互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率沟通，不断深化相互理解和互信，为两国关系下一步发展进一步奠定重要基础。
中蒙的经贸合作一直是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凭借两国互为近邻、经济互补的优势，中蒙两国经贸关系发展顺利，始终保持着稳中有快的增长趋势。现在，中国已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
2002—2007年，中国共向蒙古国提供30多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和贷款。这些援助远超此前50多年的总和。据中蒙两国签署的各项协定，近年来，中国每年都会对蒙古国提供6000万～8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并先后为蒙古国提供了2亿～3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
文化交流是拉近中蒙两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方式，是两国人民彼此认识、了解最基本的途径。中蒙两国互办“文化活动月”，在中国举办的“蒙古国文化年”等一系列活动，创造了两国古老悠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流的重要机会。
人文交流日趋活跃，中蒙两国也把加强青少年交流视为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重点并予以推动。在中国的蒙古国留学生逐年大幅增加。
（参考资料：《疫情下的中蒙关系：暖心相助远不止3万只羊》；余鑫，《中蒙关系的现状与前景》；闾丘露薇，《中蒙关系的罗生门》；林方文，《解密中蒙关系演变史》；张德麟，《外交封云》；《中国丢失外蒙古的经过》；《中国在蒙投资悖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