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很多人说这次疫情是“百年一遇之巨变”，从统计学角度而言，百年一遇甚至都不足以形容，很多极小概率的事情都发生了，特别是在金融市场，美国股市5次熔断，原油价格跌成负数，金银币突破2000年以来的区间上限……未来世界格局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不一定马上就看得出来，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目前，需要考虑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尾部风险场景，即全世界现存的无数COVID-19病毒株将持续肆虐各国社会，疫苗的研究越来越困难，时间将超出预测的12—18个月。
眼下，所有国家都在自我隔离，但在这条道路上，有些国家将被无限期隔离，无法接触到其他国家。在自己国内，他们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是重新开放经济，还是让本国人口进一步面临感染风险？
从人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下滑幅度如此之大，GDP数据已经不重要了。然而，持续激增的债务是政府和企业极为担忧的问题。一旦循环信贷额度用完，许多大公司将面临倒闭或被合并。从商业地产到航空业，各行业在办公楼、购物中心、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将遭受惨重损失。
与美国微薄的福利相比，欧洲的社会政策使家庭得以维持更好的经济状况，但美国单一市场的效率远高于欧元区。欧元区的领导人不愿批准一项规模足够大的共同债务计划。随着大型雇主（以及依赖其税收收入的州或省）的崩溃，政府可能也将垮台。
对于厄瓜多尔和伊朗等石油国家来说，国家陷入彻底崩溃状态并非不可能。微薄缓慢的援助和油价触底将加剧委内瑞拉连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饥荒。正如上世纪80年代的油价低谷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如今，油价暴跌和麦加朝圣可能被迫取消的双重打击，将重创沙特阿拉伯。
伊朗的高病毒感染率（截至北京时间5月6日17时伊朗成第10个确诊超10万人的国家）因美国的制裁而雪上加霜。石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贷款，并动用美元储备支持其融资，避免资本外逃。海湾国家可能需要放松与美元挂钩的政策。
全球经济的分裂和国际生命线的缩减，几乎必然导致人们继续逃离失败的国家。土耳其明确表示，它既不希望永久安置400万叙利亚难民，也不愿意容忍大规模的病毒暴发。海湾国家对埃及和苏丹的支持不断萎缩，也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人民大批出逃。因此，从中美洲输入墨西哥、从中东输入欧洲的移民危机将再次加剧。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新冠疫情所施加的跨境流动限制令一旦解除，数百万人将试图逃离医疗条件不完善的“红区”，前往医疗条件更好的“绿区”。目前，提供全民医疗的国家几乎都集中在了欧洲。
拥有技能、持有“豁免护照”的人很有可能将获得入境资格，因为富裕国家希望吸引优质移民，为消费反弹和填补劳动力短缺做出贡献。在各国国内，居民可能从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城市加速迁移至成本较低的省级地区。美国的丹佛和夏洛特、欧洲的里斯本和雅典等城市或将因此受益。
然而，在考虑启动移民之前，许多国家可能首先会认真审视自己的食品和医疗供应情况，甚至可能像俄罗斯限制粮食出口、越南限制大米出口那样，囤积粮食或施行“食品民族主义”。
地缘战略将重回版图。原本在全球化的供应链和分工系统中，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无非是有的国家吃肉，有的国家喝汤，大家可以依赖资本和技术的积累，逐渐上升。但是系统崩溃，那么就得分锅吃饭。
分锅吃饭的问题是分几口锅，和谁在一起合灶。这就意味着，区域性组织和紧密型联盟正兴起。世界的势力版图重新排列组合，国家联盟和行业联盟将风起云涌。
民族国家很可能因此再次成为最主要的国家形态。非稳定国家变数丛生，政治强人将再次出现。各国领袖所要思考的，都无非是如何在丛林世界中获得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在供应链和分工系统中取得优势地位。
人们甚至已经在为大萧条未雨绸缪，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世界政局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这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疫情所带来政治经济危机逻辑所致。
欧美正在节节败退
欧美是否正在这场战争中节节败退？至少到目前为止，欧美尚未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反攻”。西方却至今不愿意承认的是，欧美正在这场“新冠病毒世界大战”中，由于对中国的蔑视，对世界现实认知的极度扭曲，导致欧美对新冠病毒这个极其危险的敌人轻敌大意。
欧美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充分了解了中国抗疫情况后，先是袖手旁观，以为自己可以置身战事之外，而到了3月初，当战线突然蔓延至欧美之后，欧美迅即全线崩溃。
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意大利到美国，以及法、德、英、西甚至其他相当一部分欧美中小国家，都普遍认定这是一场“病毒与中国”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在西方社会长期对中国负面报道的历史背景下，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形成了一个“西方虚拟的中国现实”。
这个“西方虚拟的中国现实”与真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西方虚拟的中国现实”中，中国是一个“医疗水平落后、医疗体制混乱、卫生条件极差”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遭遇新冠病毒突袭时，主导着欧美民众思想的西方媒体普遍对中国疫情采取了忽视（对中国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轻视（对中国采取的有效措施嗤之以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宣称“口罩无用论”）、歧视（对中国在战争初期不明敌情而造成巨大损失之际，视之为中国官僚体制隐报瞒报所致）乃至蔑视（将中国采取的封城、隔离等有效措施称为“专制、威权体制”的做法）的态度。其结果，就是欧美各国的防范方向都是面对中国的，只对中国筑起“马其诺防线”。
然而，“战事”却表明，新冠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也会来自其他方向。
先是意大利、法国，进而西班牙、德国乃至美国，都从2月中下旬到3月初开始，遭遇新冠病毒的大规模来袭。可以说，欧美白白浪费了中国抗疫为他们争取到的一个半月的宝贵的“备战时期”。
在新冠病毒真正降临的时候，欧美竟表现得措手不及。这一点，甚至连《纽约时报》记者也看到了，他撰写文章，批评西方“白白浪费了中国争取到的时间”。
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决定了欧美各国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社会很难要求个人为社会整体利益做出牺牲。而在对付新冠病毒的这场战争中，中国的经验证明，实际上只有一个战略是可以迅速取得战果的，那就是完全、彻底的封城、隔离所有感染病人，甚至包括疑似病人。
这当然要损害到个人的利益和权利。结果是欧美“民选体制国家”都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封城、隔离，以应对新冠病毒的大规模入侵。欧美有一点几乎每个国家都异曲同工，就是对无症状或轻症病人都不收治，甚至不去检测，仅仅要求他们自行隔离，以观病情发展。
今天我们几乎可以预言，欧美国家公布的确诊人数，远远低于其实际已经被感染的人数。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欧美国家的确诊病例以数日翻一番的速度向上猛增。
西方政体的权力结构变化
从表面层次来看，欧美目前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原因，是没有汲取中国的经验教训，没有及时做好应对准备，没有及时采取培训人员、储备物资、建设应急机构等必要的“应战措施”。
但当“战争”真正打响之后，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局面，即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似乎无法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这场新冠病毒战争证明，一个没有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国家如美国，或者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虽然存在但却不够强大的欧洲各国，是无法应对这样一场战争的。
西方民选体制的权力结构早就已经不再是西方理论家宣称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演变成以“资本、政权与媒体”组成的真正主控着西方社会的新的三权分立。然而，问题就恰恰在于新的三权分立对新冠战争表现出来的却是极端的无效性。
全球化导致西方资本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出现了利益对立趋势。在疫情暴发前一个季度，2019年第四季度，西方产业资本陷入了空前的债务危机之中，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但跨国金融资本却欣欣向荣，股市似乎继续在膨胀的进程之中。
为什么欧美国家没有主动提前为新冠病毒来袭做好应战准备？因为无论是对跨国金融资本还是西方各国的产业资本而言，预言这样一场未来的危机，将是自判死刑。所以，欧美国家只能在等待中期盼着新冠病毒如当年的SRAS病毒一样，在中国自生自灭。
本来，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是源于中国、发现于中国，那么，出现这一幕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然而问题在于，新冠病毒似乎另有来源，4月30日，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表示，自己在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目前唯一已经出现的事实是，中国武汉和湖北的封城，成功阻断了病毒在中国除湖北以外各省的传播，却没有能够阻断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
这时，一个国家体制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谁，便在危机中立即浮出水面。中国是一个政治目标明确指向“为人民服务”的体制。但在西方国家，尽管政治体制标示的目标是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在其统治结构中却始终是以服务“资本”为首、政权和媒体这两大附属权力为辅，广大“选民”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背景下才会成为服务对象。
今天的欧美各国在新冠病毒的全面进攻中，其社会结构正在出现全面崩溃的初步迹象。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传来“因医疗设备不足而不再救助老人”的信息，就是这一迹象的某种证明。
为什么在如此讲究个人权利、讲究“人权”的西方民主国家会出现这样明显违反人权观念的说法？其原因就是因为主导着民众生计的资本、管理着社会运行的政权和控制着人们思想的媒体这三大权力没有找到一个利益共同点。
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要战胜病毒，必须给予政府更多、更大、更权威的权力，来封闭整个社会，阻断病毒的传播渠道。这却会影响政权（即特朗普）在下一轮选举中的当选可能性，而政权要想在下一轮选举中连选连任，必须让资本（包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获得重新获利的可能性，因而必须尽快复工、恢复经济生活。
而这却会导致社会无法阻断病毒的传播渠道，而美国媒体因为找不到一个能够迎合上述两大权力利益、同时又能够战胜病毒的方式，因而突然之间陷于混乱之中。唯一达成的“共识”只能是将病毒的来源强加到中国头上。
“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
历史上暴发的瘟疫，包括1918至1919年间的流感疫情，并没有终结大国对抗，也没有开启全球合作的新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也不会例外。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在新书《中国赢了吗？》中写道，美国有两个选择：如果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全球主导地位，那么将不得不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展开一场地缘政治零和竞争；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民众福祉，就应该与中国合作。有识之士会认为合作是更好的选择。不过，鉴于美国的政治环境，这种观点或许不会占上风。
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导致其疫情防控遭遇“滑铁卢”，进一步败坏了西方“品牌”的声誉。中国有效的抗疫斗争则显现出治理体制的高效、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能力及广泛运用新技术的能力。
事实上，即使没有此次疫情，这几十年来也一直持续着东方走强西方变弱的趋势。但新冠肺炎疫情对这种趋势的加速——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有可能加剧美国的恐惧。
美国从未打算放弃其统治地位。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主席詹姆斯·卡拉法诺说，预计美国会在以下四个具体的竞争领域加倍下注：分化中国与西欧，迫使后者退出与华为的5G交易；以“四国联盟+”框架巩固美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关系；削弱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国际组织中排斥中国。
下一步，西方有可能将国际疫情“舆论战”升级为法律战、外交战。西方为转嫁国内矛盾，制造对华要价“筹码”，可能升级这一攻势。美国两党已决定，阻止中国从美国获取高端技术和知识产权，并试图迫使盟友效仿。
经济全球化将由目前的“一个世界”蜕变为“两个阵营”。不同阵营之间的不合作会进一步加剧。
4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刊登基辛格博士文章，振聋发聩地发出“世界将在新冠肺炎疫情后永远改变”的警示，指出“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在于：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建设未来，而失败可能会让世界万劫不复”。
文章重点讲的是美国国内疫情危局，但立足点却是对疫后世界秩序走势的判断，可见这位以远见卓识闻名于世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仍在为美国谋划世界领导地位的苦心。文章不长，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失望，还有些许惆怅、些许无奈，似乎看到了一些不愿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什么呢？
首先是疫情的严重性。“流行规模空前，病例每5天翻一番（此后日增2—3万，稳居世界之最）”；其次是“民意分化，公众信任缺失，社会团结和社群关系受损”；国家机构在“预见灾难，阻断疫情，恢复稳定”方面“被视为失败”，更使这位老人忧心忡忡。
这些现实，使长期活跃在美国政坛和国际舞台上的基辛格博士感到困惑和忧虑。他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有一个有效率、有远见的政府来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他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许多国家机构”“被视为失败”。
在这篇文章里，基辛格博士还看到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秩序将发生深刻而影响久远的变化，这与我们常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吻合的，也表现出他的高明之处。字里行间中，似乎隐约可以体会到他已经预见到“改变”将触及美国在未来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但他已难提出应对破解之法。
这场空前的“世界大战”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明天世界的存在模式，改变着东西方民众对明天世界的认知，改变着人类理想的未来前景。
（参考资料：郑若麟，《新冠病毒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连清川，《疫情过后，世界政治格局将重新“排列组合”》；纵横，《疫情过后的世界格局，将会是怎样的？》；瞭望，《疫情全球冲击观变》；苏晓晖，《疫情后的世界：更团结还是更分裂？》；快公司，《技术、全球化、人类文明......新冠病毒将如何重组世界格局？》；蓟平，《国际观察：疫情将改变世界，基辛格看到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