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对联合国援助机构做到回馈的国家
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复后，周总理就指示：“为了不脱离第三世界，也要参加多边援助活动。”
从1972年起，中国开始逐步地、有限度地参加联合国多边援助。当年，中国向联合国开发署捐款400万人民币，以后又逐年递增，安排了由中国承办的援助项目71个，主要是通过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设备、派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更多的是接受来华考察和培训人员。
1981年起，联合国开发署在中国设立7个亚太区域培训中心，许多发展中国家来的人员在中国学到了适用性很强的技术，非常满意。斯里兰卡连续派出了多批人员来华学习淡水养鱼。中国古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
2004年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徐书云出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俄罗斯代表，有一次跟俄卫生部讨论援俄项目，一位金发女副部长跟他握手时竟然用普通话说了句“热烈欢迎”，原来20年前她在北京接受过针灸培训，中医理论说起来头头是道，还说她正在工作中推广中国“上医治未病”的理念。
不过这个阶段，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我们对联合国多边经济、技术援助的看法有点偏颇，认为它是为西方资本输出铺路开道的，所以尽管我们向联合国提供少量捐款和实物，但我们不接受联合国的经济技术援助。这便是中国跟联合国多边发展系统关系的第一阶段，“只给不取”，那时称作“单行线”。
后来，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中国既有向联合国提供捐款的责任，同时也应该享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接受适量多边援助的权利。1979年9月，联合国开发署长莫尔斯应邀来华，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莫尔斯先生是个“烟民”，宾主入座后，莫尔斯就很有礼貌地问：“请问阁下，是否介意我抽支烟？”邓小平笑答：“请便。那我也抽，反正就我而言，抽烟似乎还能帮助杀菌。”莫尔斯高兴地说：“我完全赞同阁下高见！”
邓小平边掏香烟边开心地回应：“按中国的说法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莫尔斯赶忙掏出打火机趋前要替邓小平点烟。邓小平客气地摇摇手，从茶几上拿起火柴盒，笑着对莫尔斯说：“谢谢。我还是习惯用火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嘛。”
邓小平用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向客人点出了他接下来要谈的要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欢迎联合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将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当然，在这之前，具体地说从1978年11月起，中国就逐步改变做法，在联合国多边发展领域采取“有给有取”的方针，中国既通过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也开始接受联合国多边援助，走上了互通有无、有给有取的“双行线”。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从1978年11月起，我国开始接受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工发组织的首批援助。1979年联合国开发署临时安排提供3000万美元援助，不久，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如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也都先后跟进，向中国提供了不等规模的援助。
开发署首批援助项目范围颇广，侧重引进先进技术和仪器装置，有气象卫星资料接收和处理航空、航海、石油钻探等方面的，也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如现在我们常吃的西兰花菜、火鸡等都是通过联合国项目引进的。
1980年我们通过开发署“T0KTEN”项目请来专家介绍发达国家高速公路的经验，当时国内有些专家还顾虑高速公路不适合耕田面积有限的国情，谁能想到，就是那场启蒙性的讨论，开创了中国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现在竟成为世界上高速公路里程最高的国家。
人口基金首批援款5000万美元，其中1500万美元用于购置21台大型电子计算机，使中国1982年第一次运用电子计算处理数据，确保人囗普查成功。从1979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一共利用了10多亿美元的援助。
比金钱更重要的是，联合国给我们提供了学习世界先进经济、科学、技术的机会和平台，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出类拔萃。譬如，如今北大、人大、复旦等大学的社会学院和人口研究所的领导和骨干，大多是当年通过联合国项目到国外进修回来的。实事求是地说，联合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过去单纯的对外援助逐步向合作共赢的模式发展，中国跟联合国的多边经济技术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准确地说是“进行时的第三阶段”。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些联合国援助机构认为中国应从受援国名单中“毕业”了。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从2006年起就淡出了对华援助。相反，中国开始通过这个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粮食援助。现在，在几乎所有联合国机构的援助业务中，中国都是“净捐助国”。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说：“中国是唯一对联合国援助机构做到回馈的国家。”
尽管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联合国发展系统开展的“南南合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积极开展中。2015年9月，习主席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宣布提供20亿美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这是联合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现在，“南南合作”是中国在联合国最有吸引力的一面旗帜。
“一带一路”精神已经被列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一些文件和决议中。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的决议中，这说明中国在国际上握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已开始发挥引领作用。
打破美国在联合国的霸权和垄断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的第10年的1981年，已担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宣布竞选连任。但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联合国秘书长职务不应一直是由欧洲人担任，并联合推荐时任坦桑尼亚外交部长的萨利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
瓦、萨两位候选人同中国都有良好的关系，但是问题已经不仅是简单的两人之间的竞争。随着国际形势和联合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联合国成员中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认为不能继续容忍超级大国操纵秘书长人选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们期待中国的支持，期待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主持公道，有所作为。
中国认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在担任过秘书长的四人（挪威的赖伊、瑞典的哈马舍尔德、缅甸的吴丹、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当中，仅有一人来自亚洲，其他三人均来自欧洲，这同联合国的组成和第三世界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相比，极不相称。据此，中国认为下一任秘书长来自非洲是合情合理的，决定坚决支持第三世界这一合理诉求。
为了确定新任秘书长的人选，安理会连续进行了长达20天共16场马拉松式的摸底投票。美国连续16次否决了萨利姆（萨利姆在1971年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代表一道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联合国大会堂跳起舞来，美国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而中国当时针锋相对，同样连续16次否决了瓦尔德海姆，双方僵持不下，最终迫使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退出竞选（安理会的这种摸底投票是在非正式的闭门磋商中进行的，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实际上构成否决，但不同于安理会正式会议上的投票，所以并不计入安理会的正式投票记录）。
为了打破僵局，各方进行了大量磋商，最后常任理事国终于达成妥协，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国家秘鲁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德奎利亚尔被安理会推荐为新的候选人，并在随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被顺利推选为第五位联合国秘书长。
中国主持公道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发展中国家代表和新闻媒体的高度赞扬，他们一致认识到中国才是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朋友。中国的这次发力也深深冲击了西方大国在联合国的霸权和垄断，西方传媒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西方应认真对待正在羽翼丰满的中国，认为中国的这次“惊人之举”标志着中国外交已开启了一个值得各方关注的新阶段。
在此后的几届秘书长改选过程中，身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凡联合国成员国，每年都要给联合国交会费，也叫作联合国常规预算分摊，这是每个成员国的义务。人们普遍认为，分摊比例高的国家将在人事和各种谈判中获得更大发言权。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的确定，依据的是一个国家的GDP、人口数、支付能力等许多因素，每三年调整一次。
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国就开始要交会费。该交多少呢?大家知道，《毛主席语录》里有一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话，“较大”两个字英文用的是比较级“greater”，于是中国代表在财政、预算委员会上就表示：中国打算分两步走，把应缴的会费比例从4%增加到5.5%，再从5.5%增加到7%。
没过几年，我们发现联合国预算滚雪球般地增长，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回国时，向已住进医院的周总理作了请示，之后我们就通知联合国：中国会费稳定在5.5%，不再增加。有关的联合国官员不干了，我们就找出那次会议的逐字记录给他看，幸亏我们的代表当时用的是“打算”，而非“决定”。这阶段是中国向联合国交纳会费的第一个台阶。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联合国重新计算确定后，中国对联合国会费比例从5.5%下调到1980—1982年的1.62%，1983—1985年的0.88%，1986—1988年甚至下调到0.79%。这是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的第二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现在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了，近20年来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比例快速增长。2000年前，中国交纳会费比例才0.995%，2001—2003每年交1.541%，2004—2006每年交2.053%，2007—2009每年交2.667%，2010—2012每年交3.189%，2013—2015每年交5.148%，2016—2018每年交7.921%，名列第三，2019-2021年度，中国每年交纳联合国会费比例进一步增至12.01%，首次超过日本，名列第二(2019年中国交纳会费3.34亿美元）。这可以说是中国交纳会费快速增加的第三台阶。
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大幅增加，显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担负国际责任的增加，该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一定承担，但我们也铭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超出我们能力的我们也不勉强。
当然，中国对联合国的支持和贡献中，会费和捐款还是很小一部分。现在，中国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权社会等各领域活动。譬如，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累计已派出3.6万余人次的维和人员。
中国还派遣舰队不远万里到亚丁湾为各国商船护航。前几年也门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中国派舰撤侨，同时还协助来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彰显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能力和担当。很多这样有目共睹的例子，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尊重。习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宣布中国将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等举措，清楚地表明中国将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舞台稳步崛起
一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最关键的当然是这个国家的实力、他的对外政策，朋友的多寡，以及他在联合国重大问题上的介入程度和实际发挥的作用。这是核心因素，这个重任只能由这个国家的政府及其派出机构来承担。
另一方面，联合国秘书处内部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多寡，特别是其职位的高低和重要程度，能直接折射出这个国家对联合国秘书处的影响力，可以间接用来衡量这个国家在联合国享有的威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总体分量。这是个不成文的但被普遍接受的“潜标准”。
在联合国人事领域，由于历史、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原因，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人员数量和职务还明显低于西方大国，甚至还不如一些传统人才输出国。在秘书处任职的中国人总数不算少，但多数在语言、技术、服务等边际化部门，而在联合国实质性部门工作的中国人比重很小，担任高级职务者更是凤毛麟角。
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人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任职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善。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后，联合国总部的中国籍副秘书长从原来的技术合作和大会事务部已调任实质性部门经社部，重要性明显增加。
在其他多边国际机构的高层，中国面孔也越来越多，较为人熟知者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电讯联盟（ITU）秘书长赵厚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助理署长兼亚太局局长徐浩良、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总干事李勇等。
201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要进行选举，当时中美两国在竞争这个总干事位置时相当激烈。6月份选举总干事，1月份美国就开始公关他国，不断放话，美国助理国务卿凯文·莫雷在重要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一切手段打败中国人”。
随后中美欧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者。中国派出的是，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美国派出的是他们极力扶持的，格鲁吉亚候选人基尔瓦利泽，欧盟派出的是，法国前农业部长凯瑟琳。
美国估计，他们扶持的人最少会拿到60票（一共191票）就算这个扶持的人无法当选，也能顺利阻止中国人当选。为了阻止其他国家给中国人投票，美国还发出严正的外交照会警告各国，“投票给中国的时候，想想清楚”。
美国一切安排妥当，6月23日意大利罗马召开大会并且投票。但这票一投，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屈冬玉以108票的压倒性优势当选，欧盟的候选人法国农业部长获得71票，而美国一路扶持过来的格鲁吉亚人，仅仅获得12票，和美国人之前预估的60票，差距甚远。屈冬玉的当选，让美国外交系统直呼：“这是西方在国际组织里，前所未有的惨败”。
中国有句成语叫“以小见大”，西方也有谚语叫“滴水见太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舞台的风采和影响，中国跟联合国多边经济技术合作的历史演变，中国在交纳联合国会费和其他贡献由小到大的增加过程，都证明了我们国家快速进步，在联合国的地位大大提高，影响力愈益增强，中国正在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崛起。
（参考资料 ：《燃！联合国要被中国“占领”？美法拼命阻拦，却被狂打脸》；徐书云，《我和祖国共成长：亲身见证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提高》；江平舟，《外交突围战，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快速提升》；金永健，《听资深外交官解说联合国的作用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