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俗改革：从移风易俗开始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的大槐树村位于渭河北面的塬台上，距离宝鸡市区不过五公里车程。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常住人口1401人的大槐树村是塬上百余个村庄里较早富裕起来的。
村里72岁的老教师张应生回忆，2006年时彩礼钱不过2万元，2010年左右涨至4万多，现在6万、8万、10万的都有。
红事如此，白事亦然。攀比之风盛行起来，有人经济条件好能承受，有人则不能。但碍于面子，“如果丧礼没人唱大戏，觉得你小气得很”，于是，条件不好的也被迫投入。改变这一现状，是村里最早组建红白理事会的初衷。那是2016年，如今追溯起来，也是当地婚俗改革实践的开端。
在2016年至2020年间，大众对于彩礼的关注越来越多。此前曾有媒体专门进行调研，出版“彩礼地图”，四年时间，全国各地的平均彩礼增长了2-5倍，且呈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
而2020年与彩礼关注度一样高的，还有层出不穷的低俗婚闹事件：新郎被关进铁笼浇油漆、新娘及伴娘被强吻搂抱等等。为此山东滨州等地都曾发布公告打击恶俗婚闹。
2020年5月，民政部向各地民政局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婚俗改革序幕拉开。指导意见显示，“婚姻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婚姻习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政部强调将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引导鼓励试点地区围绕试点任务先行先试、大胆创新”。
2021年，民政部第一批公布的15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名单中，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名列其中。
被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地方，往往在2021年以前已经摸索出一些改革经验。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的经验在于整治天价彩礼和婚事简办。
在大槐树村，红白理事会于2016年由时任村支书张永峰带头成立。红白理事会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关键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采取的主要措施便是“游说”。村里有老人离世，红白理事会成员当日上门劝说，要求丧事简办。如果有新婚喜事，红白理事会成员也入户商量，劝说减少宴席的桌数、配备的烟酒适当降低档次费用。
张永峰说，村里刚推行红白喜事简办的时候，也难。不配合的村民说“我花我家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只好来来回回谈。
但也有例外。2019年，村民姜花和张盼的婚事差点因12万元的彩礼告吹，张盼找到红白理事会帮忙。于是，张永峰一行人第一次到姜花家里，便商谈了近6个小时。姜花母亲被说服了，彩礼最终降至6万元。张盼在这一年里也表现得勤快、靠谱。结婚次年，姜花母亲便拿出4万元支持张盼购买大型收割机，促成了小两口的第一次创业——买机器承包小麦、大豆收割业务。
据张永峰介绍，红白理事会成立以来，大槐树村的彩礼维持在6万元左右，没有大幅上涨；而村里婚宴的桌数已从五十余桌普遍降至三十余桌，每桌花费控制在500元以内，且村里基本形成自觉遵守的良好风气。
除了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此次还有多个地区在开展移风易俗的基础上，强化婚俗改革。如15个实验区之一的湖南澧县，其申报的主要依据是“人情风”整治专项行动取得成效。当地于2018年开始，在县文明办的牵头下，入户宣传“文明办酒、移风易俗”，主要的措施包括每个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等等。
在移风易俗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婚俗改革，与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农村移风易俗”，“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相匹配。
“今年4月份，民政部已经将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确认为全国首批婚俗改革实验区，9月22日，又将河北省邯郸市等17个单位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张贞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作为婚姻登记管理的主管部门，民政部将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助力婚姻家庭幸福稳定。
不良婚俗，让年轻人不敢结婚
国家民政部《批复》生效后，天价彩礼、大操大办、低俗婚闹等婚俗陋习的改革工作有望迎来实质性进展。记者在相关文件中了解到，天价彩礼几乎都被置于改革内容之首。
腾讯新闻谷雨数据曾发起过一项《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整理出了1846份有关彩礼的答案。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婚姻收过彩礼，浙江以超过18万元的平均值，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除了彩礼，还有超过七成送了首饰，近四成“顺带”送房、送车，类似这些物件被形象地称为“三金四银”、“一动不动”。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是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一位当地青年介绍，当地城镇的彩礼多为“六万六”、“八万八”这样的吉利数，经济落后的乡村地区有时反而高达10多万元，“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有儿子的家庭，他们希望把女儿的彩礼补贴给儿子娶媳妇用”。“近些年观念上有所进步，男女双方也会商量着来，大部分父母还是明事理的，但也有因为彩礼数额达不成一致导致结婚前几天婚事又‘黄了’的情况。为了改变这一风气，政府有过干预，但效果谈不上理想。”
专家分析，天价彩礼背后深层原因有二：一是单一的“男娶女嫁”婚姻模式导致生女孩“不合算”，女方希望通过彩礼寻求补偿；二是出生性别比失衡下男多女少，致使男性婚姻挤压，男方为了成家只好允诺高价彩礼。出生人口性别比，即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人数。《中国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我国当前主要的适婚群体“90后”的性别比为110.06，比“80后”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分别高出8.32、5.42。专家表示，男多女少造成的男性婚姻挤压使彩礼成为男性争夺适婚女性的重要竞争手段。
农村男性结婚难，在大城市，谈婚论嫁也并非易事。在广州，68岁的范本良早年从业余红娘做起，到2012年成立工作室，热心于无偿为婚龄男女牵红线，至今做公益红娘已38个年头，服务单身者1.6万人，帮助4000人成功结婚。“社会需求量（脱单）很大。”
最近五六年来，令范本良深有感触的是，婚龄男女常因房子问题“谈崩”。“现在如果男方没房，女方多数不肯结婚。”
范本良称，在广州，男孩家里如果只有一处房，即便是三室一厅也很难找到对象，因为年轻女孩更倾向与公婆分开住。2020年，她的公益红娘工作室介绍了一对未婚青年，两人交往一年多，婚事在即，男方卖掉50多平方米的房子，换成70多平方米，但女方母亲仍嫌房子太小，两人因此“吹了”。
江西人林文浩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5年，工作业绩考核的压力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努力工作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上海房价飙升的速度，令人目眩的天文数字让他望而却步。
房价飙升确实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望婚却步”。无房、无车、无钱都成为婚姻的羁绊。这些经济欲求的增加，迫使很多年轻人必须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考虑婚姻。
中国婚俗文化变迁
中国老百姓喜欢用“终身大事”来形容婚姻在人生中的地位。可见中国人对婚姻的重视程度。从古至今，婚嫁礼俗往往被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根据古代周公“六礼”，一个人从议婚到完婚经过六种礼节，包括：纳采（即“提亲”）、问名（了解女方及其家庭的情况）、纳吉（后世俗称“批八字”）、纳征（“下财礼”或“下彩礼”、“下聘礼”、“放定”）、请期（“下日子”或“告期”）、亲迎（即：结婚典礼那天迎新娘）。其中，“纳征”即“下彩礼”几乎是每个家庭父母在孩子结婚前就开始考虑的事情。若是殷实的家庭，父母就不用担心日后彩礼的事宜，只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家境不好的父母，从孩提时起，就省吃俭用为孩子将来结婚做准备了。
对于彩礼或者聘礼的要求，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要求。唐五代时期规定，婚娶要有“六礼”。“六礼”之前要有“三茶”：“下茶”，求婚成功；“定茶”，男方给女方家送彩礼；到了结婚入洞房，夫妻共饮一杯茶，警示双方将同甘共苦，是为“合茶”。
茶入藏，到宋代，茶成为聘礼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到清代，八旗子弟结婚，虽然不用茶，但下聘礼还是说“下茶”。茶已不仅仅是茶，而是爱的信物。
据民俗文化研究专家张继平介绍，古时候，除了“六礼”、“三茶”，一些大户人家举办婚宴时，还会专门邀请老字号饭店的大师傅到家中亲自掌勺，办得十分隆重。
“现在结婚的步骤和以前差不多，只是形式简化了不少。”张继平说，双方见家长定亲后，挑一个双数的日子举办婚宴，婚礼第三天再和媳妇“回门”。这其中也包含一些特色习俗，比如新郎到女方家里接新娘时，母亲会给待嫁的闺女吃顿饺子，因为在济南新人出门时有“起轿饺子落脚面”的说法。
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婚俗体验。上世纪40年代人相濡以沫，50年代人并肩革命，60年代人郎心似铁，70年代人忙于柴米油盐，80年代人正从浪漫回归日常生活，90年代后的人则开始摸索新的相爱之道……
济南市民王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结婚，提起当年的婚俗，他依然记忆犹新，“那个年代讲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录音机，这些都是当时结婚的‘标配’。”结婚当天，他托关系找了辆夏利轿车去接新娘，当时感觉“愣场面”，“婚宴是在大观园附近饭店吃的，摆了七八桌，当时很多朋友和同事都来道喜，那时候还不兴‘随份子’，送的礼物大多是‘双喜’暖瓶、枕套被罩、搪瓷脸盆等生活用品。”
改革开放后，乡村大步迈开城镇化脚步，城乡交流增多，人们视野开阔了，思想观念更新了，相应的婚姻习俗也随之改变。以往“父母之命”的遗俗，被“婚姻自主”所取代；集体婚礼、纪念婚礼等新婚俗，开始在一些县城小镇悄然兴起。到了新世纪，集体婚礼逐渐走出单位食堂、礼堂，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长城婚礼、海边婚礼、骑行低碳婚礼等众多个性化的集体婚礼。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当年的“四大件”如今逐渐演变为“房子、车子和票子”。婚姻的门槛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无形中也在水涨船高。当婚姻被金钱绑架，天价彩礼已经成为阻止适婚青年迈入人生新阶段的主要障碍，甚至酿成悲剧。
国家操心婚姻大事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也是今年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目前，集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李海鹏，正在筹划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当地的婚庆行业协会共同举办慈善婚礼、集体婚礼，“能够给他们一些补贴，把这个简约婚礼的风气带起来”。
民政部指导意见明确了婚俗改革的四大块内容，包括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着力培养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持续传承良好家风家教。每一大块内容下，民政部都列举了可参考操作的方案，例如结婚颁证服务的创新，推广举办集体婚礼、慈善婚礼，通过婚俗文化长廊、婚俗文化博物馆等建设培养婚俗文化等等。
公益创投、经费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都是民政部在指导意见中推荐尝试的方案。
李海鹏称，“婚姻登记处是婚俗改革的前沿阵地”，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创设颁证场所，已经集合了婚姻登记、婚俗文化建设等方面内容，属于关键领域。但往外延展，则需要更多部门和单位联动，仅靠民政一家，是难以推进婚俗改革工作的。比如低俗婚闹，人们把新郎绑在树上、在城区内大放鞭炮，这就需要城管助力；婚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这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的市场标准。
李海鹏认为，婚俗改革中最难的是“婚姻辅导”，并称“真是最难，没有之一”。婚姻辅导是四项改革内容的第一项，也是民政部目前唯一单独印发指导意见的一项。
2020年9月，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探索开展婚前辅导，开发婚前辅导课程，帮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准备，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庭纠纷的产生；深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婚辅导，探索离婚冷静期内对当事人开展婚姻危机干预的有效方法和措施等。
指导意见的出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执行和延续，做好婚姻礼俗改革工作，对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新时代要求。只有全面推进婚姻礼俗改革，全社会协同努力，才能助力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价值取向，使婚姻习俗更好体现新时代价值追求。
根据民政系统统计，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813.1万对，这个数字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登记结婚人数比2019年下降了134万对。其实，从2013年开始，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就呈逐年下降趋势。
为何结婚人数逐年下降？除去人口比例、经济、教育等一般性因素，有关专家认为，不良的民间婚俗是一大原因。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婚姻领域“天价彩礼”随之而来，众多适婚男女因此退缩。
婚姻本是男女爱情达到成熟状态，有意组建稳定家庭而相互结合为配偶关系的果实。其本质作用是为两人爱情画上圆满句号并开启另一种生活模式。不良的婚俗恶习却将婚姻黑化为谋取利益，满足私欲的工具。女方家庭向男方索取“天价彩礼”，不仅暴露了其贪婪的嘴脸，更是给婚姻幸福美满、社会和谐稳定埋下了巨大隐患。因此，进行婚俗改革，还婚姻美好本质，是时代发展刚需。
（参考资料：柴搭木，《婚俗的流变》；谭保罗，《天价彩礼为何多在农村？》；侯莎莎，《“份子钱”大减负》；王丽娜，《婚恋市场也“内卷”，有人甚至因婚致贫》；刘怡仙，《婚俗改革实验区前传：国家操心婚姻大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