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公众反感“炫富”，但人们不会天真地以为，贫富差距是个别人“炫”出来的。收入处于平均水平的普通人，对“炫富”的反感与生俱来。对“不平等”的敏锐感知，早已包含在我们的生物本能之中。
公众对“炫富”的反感，重点并不在“炫”，而在于“炫”所揭示出来的贫富差距。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总有一些人高调展示自己的豪宅豪车、奢侈生活，对于这种个体炫富，大多数人都只看个热闹，但当炫富变成一种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时，舆论的焦点就会从个人的收入高低比较，变为对优化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合理诉求。
某证券分析师晒出220多万元年薪，便引发了外界强烈关注。不管网上爆料有几成可靠，证券行业的薪酬问题已受到有关部门重点关注。不久之前，中国证券业协会向券商下发薪酬管理制度调研的通知，要求券商在1月17日前提交反馈意见。此外，该协会日前还明确要求证券公司建立长期与短期兼顾的激励机制。
证券行业也好，其他高收入行业也罢，舆论对特定行业的超高薪现象反应激烈，本质上是出于对平等的向往。客观来说，“不平等”和“不公平”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少数人赚取高薪未必不合理。但是，如果一些高收入行业不希望“炫富”之类的舆论争议对行业造成负面影响，就该以公平为追求，认真检视现行收入分配机制，让高薪合理合规，从而让大众心服口服。
贫富差距、财富分配，历来都是舆论场上的敏感话题。这些话题之所以引发热议，不能轻易以“仇富”二字简单定论。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如何让财富分配更合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强化高收入群体的社会责任，都是社会各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据《中国青年报》 杨鑫宇/文）
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提振“中国标准”全球话语权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推动健全有利于内外贸一体化的法律法规体系，梳理并推动修订妨碍内外贸一体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畅通内外贸市场，解除不必要“转换”成本。相比外贸市场，国内市场还有短板，在认证规则和监管标准上存在“重外轻内”。《意见》提出积极开展国内国际标准转化，可卸除市场主体内外贸市场的“转换”成本，让内外资市场主体享有内外贸市场的同等待遇，破解中国企业出口转内销因为标准和规则差异的发展难题。
完善制度性设计，让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意见》旨在将“十四五”规划变成现实，而且加速推进，让两个市场实现“同线同标同质”。
同规则同标准同体系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让内需市场联动起来强大起来，最终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让国内循环畅通无阻。同时，也让企业用足用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疏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激活双循环动力，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让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既可纠偏外资企业低标准入市中国的惯性，也可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治理体系的认可与尊重。此外，中国的内外贸市场一体化，不仅完善中国供给侧和需求端，让供给质量更优，让消费端更多选择更理性消费，而且也给疫中疫后的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性。
（据《北京青年报》张敬伟/文）
【趋势】
“少子老龄化”社会，如何认识老人的价值
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称，2021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占全国人口的14.2%。这表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从出生人口仅106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少子老龄化”特征明显。
在此背景下，不可否认的是，老年人如今早已成为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有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影子红利”，认为老年人通过帮助子女进行隔代抚养，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其实也是一种生产。实际上，无论是“影子红利”还是“隔代照料也是生产”，都涉及如何积极看待老年人口，以及如何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的社会价值。这在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可以肯定的是，从今年开始，我国将会经历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而人口发展具有滞后效应，很多人口效应需要数十年后才能体现出来。“三年自然灾害”后，我国人口出生率经历了报复性反弹：1963年出生2934万人，1962年也出生2451万人。而从今年开始，这一代人将依次进入60岁，这决定了我国未来二三十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
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适应和应对“少子老龄化”的社会现实。虽然这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冲击，但绝非无计可施。
首先，必须积极看待老年人口，充分发挥长寿时代老年人的人力资本红利和健康红利。此前，关于开启延迟退休年龄制度安排的话题引发争论。有人担心，推迟退休年龄可能加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而另一些人则从祖辈照顾孙辈的角度，对延迟退休心存忧虑，认为长辈延迟退休后，没法带孩子，将导致年轻人更不愿意生孩子。
其实，退休年龄制度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也是两难：既要有社保税收收入，也要保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因为，截至2021年，我国劳动力总量依然很大，16岁至59岁人口为88222万人，并未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
但快速的“少子老龄化”进程将是必然趋势。随着老龄人口人力资本禀赋的改善，低龄老年人多有社会参与的意愿。应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助其实现社会参与的意愿。而在合理范围内撬动长者的人力资源，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变老龄化的挑战为机遇。
其实，在托育服务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服务质量无保的现实情况下，祖辈已自发地成为我国婴幼儿照料的主体人群。“隔代照料”无疑可以将低龄人口从家务中释放出来，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增加社会生产效率。但“隔代照料”必须是祖辈的自愿选择，而不应将其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形成道德枷锁。若祖辈自愿照顾孙辈，公共政策应予以支持，反之则要尊重他们“说不”的权利。
上世纪80年代，欧洲多国陷入“低生育陷阱”后，开始采取各种鼓励生育措施，日本和韩国也在新世纪前后开始实施相关促进政策。而当前我国致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因此，为“隔代照料”提供支持理所应当。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将加速退化，总会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需要社会与家庭的照护。因而，老年人自身各项权益的保障已刻不容缓。如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适老化改造等，都是国家层面的积极努力。
人人都会变老，家家都有老年人。无论从“影子红利”考虑，还是“隔代照料”设想，家国社会都要致力于让具有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得其所愿、各获其美、美美与共，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
（据《新京报》 杨菊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