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8月20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社会普遍关切的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人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等作出规制，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投诉和举报工作机制，为破解个人信息保护的诸多难点痛点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涵盖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以及财产信息、社会信息等多个方面。
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采集、使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完善社会治理进程中如何规范政府收集、掌控公民个人信息的尺度，鼓励互联网企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被非法侵害，这些都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和保障。从国家层面确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制度，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公民对个人信息享有的基本权利，也从信息数据规范化层面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依法对政府有关部门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予以制约，将大大降低公权力可能泛用、滥用所造成的对个人主体权利的侵害，使个人信息的隐私性与社会公共属性的界限更加清晰，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朝着“法无授权不可为”方向加速迈进，以持续提升政府公信力，让社会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
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层面规制互联网企业健康发展，为“数字生活”搭建信息利用与保护“安全墙”，不仅是对新产业、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的有效手段，也是公众安心共享信息化生活的迫切期待。
（据《北京青年报》 栗玉晨/文）
普通话普及率超80%意味着什么
据媒体报道，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历史性实现了“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目标，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普及质量均有提升。
普通话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全社会使用范围最广、最重要的交际工具。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标志着新中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全面实施。65年来，历经几代人努力，终于实现历史性突破。
推广普及普通话，筑起了“负载知识和机遇的语言大道”。学会普通话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信息闭塞”，拥有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推广普通话、消除语言交际障碍，有利于提升社会交际效能，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口流动、经济互动、文化交流多维度的“互嵌式社会”逐渐形成，有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我们也要理性认识到，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全国仍有近2.8亿各族群众不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东部地区普通话普及率和普及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普通话普及率和普及质量明显高于农村。
当今社会现代信息工具拥有者与未拥有者之间存在着“信息鸿沟”，而“信息工具”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工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信息最大的载体，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关键所在。
（据《光明日报》陈丽湘/文）
【趋势】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
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对这一判断，应该如何理解？
对此，我们不妨从共同富裕的理论源流看起。1516年，英国大法官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在该书中，他设想了“乌托邦”这一非常美好的地方。在这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按需分配。这是人类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当然，这时的社会主义仅是空想社会主义。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变成科学。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这已经蕴含“共同富裕”的内涵。
从实践逻辑来说，共同富裕也不可能是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平衡不充分，不平衡的现实表现就是地区差异。2020年，广东省全省GDP超过11万亿元，连续32年领跑全国，而青海省的GDP则刚刚突破3000亿元大关。数据显示，2020年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仅有北京一座北方城市。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道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坚持共同富裕就是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差异、个体差异就必然存在，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是平均主义。
从历史逻辑来说，共同富裕不应该是平均主义。我们过去吃过把共同富裕当作平均主义的亏。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分配无差别，导致“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损害劳动积极性。历史已经证明，“大锅饭”的办法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平均主义只会把共同富裕的理想变成共同贫穷的现实。
共同富裕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而是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把共同富裕当作平均主义，就是把这一问题想得太过简单了。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做大蛋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本和关键。
当然，从治理逻辑来说，不能因不要平均主义而不讲公平。讲到共同富裕，不少人都会想到北欧的福利社会。北欧国家在给予国民高福利待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出现了“养懒汉”现象。对一些人来说，反正国家已经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良好保障，解决了个体的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问题，那么即使“躺平”，个体生活水平也不会下降多少。我们之所以慎提平均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养懒汉”，担心高福利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应当说，这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当前，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公平。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和公平的跷跷板上，曾把重心移到了效率一边，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对于社会积极性的提升大有裨益。但是，如果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变成“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社会同样会出现问题。今天，我们在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不要平均主义而不讲公平。
（据《中国青年报》 李双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