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预示着常态化的“强监管时期”已经到来。这个“因时而变，因势而新”的机构增设动作，无疑是深化校外教育培训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从职责设置和机构编制层面讲，对校外教育培训的强效能监管有了长效性保障。
“强监管”秉持的是问题导向。从市场的角度讲，校外培训机构不是洪水猛兽，它们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如今校外教育培训的负面性渐次凸显。去年疫情以来，线下教育受挫更催热了K12在线教育风口。
资本的逐利导向与头部青睐惯性，助长了教育培训行业的内耗。“内耗螺旋”随校外培训市场外扩，搅动的就是“内卷漩涡”。随着教育培训市场白热化竞争，校外培训机构与平台用刺激短期“提分”的功利性需求去“做大蛋糕”，成了它们保持增长的路径依赖。到头来，必然以助推“鸡娃”之风愈演愈烈为代价，最终让包括家长、孩子在内的全社会为其恶果埋单。
在给家长孩子增负、给社会加压方面，部分培训机构甩不了锅；在“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问题上，它们也该被“记上一笔”。再叠加“教育贷”推高的信贷风险、预收费伴生的资金链断裂风险，热流下的“问题熔浆”涌动，已到了不能被无视和轻视之时。
正因如此，今年以来，官方对教育培训市场的监管步步趋严。
今年3月底，教育部方面就表示，今年教育部把“双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工作列入重点工作任务。2021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的第十九次会议，则为“双减”政策定下基调。可以预见的是，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野蛮生长期”已经结束了，常态化的“强监管时期”已经到来。
（据《新京报》社论）
养老护理员紧缺难题如何破
日前，民政部相关负责人提到，“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制定入职补贴、积分落户、免费培训、定向培养和工龄补贴等优惠政策。到2022年年底，培养培训200万名养老护理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照护资源紧缺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据统计，中国目前有超过4000万失能及半失能老人，由于家庭养老照护功能相对弱化，这一庞大的照护需求势必需要通过发展社会性养老资源来满足。不过据民政部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仅有50余万名养老护理员，短期内仍存在超百万的养老护理员缺口。
不独数量上存在缺口，研究者总结发现，中国养老护理员总体存在“三低三高”的特点，即学历技能水平低、年龄偏高，收入待遇低、劳动强度高，社会地位低、流动性高。养老护理员队伍的规模和稳定性已成为制约中国养老服务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亟待重点扶持政策和创新性方案予以破解。
近年来，为破解这一难题，各地方及有关部门持续进行探索，出台不少扶持政策，覆盖多个方面。比如，人社部提出鼓励将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与薪酬挂钩。多地建立养老服务培训补贴、养老服务专业大学生学费减免等制度。总的来看，这些政策主要着眼于经济激励，其有效性正逐步显现。不过就老年长期照护需求快速增加的大背景而言，破解老年护理人员短缺问题，还需从降低老年护理工作压力、提升照护效率、改进管理效能等方面着手和发力。而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及养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些问题上带来新的可能性。譬如，通过技术替代减少护理压力，同时实现养老护理员离职率的下降和护理效率的提升等。
（据《光明日报》 杨帆/文）
建党百年历程的雄辩结论
百年主义之争，实践验证成败。回首建党之初，恰恰是在五四运动中破碎了“美国梦”后的唯一正确选择。百年来的实践，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以及今天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
从1919年五四运动发起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古老的神州大地正处于西风东渐、欧风美雨冲击着旧传统的动荡年代、觉醒年代，作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摇篮的北京大学又处在暴风雨的旋涡中心。此前中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崇拜“科学与民主”主要是以美国为榜样，但还有一些人主张“师从苏俄、学习马列”的要求，“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时成为北京大学校内争执的重点。
当年提倡“兼收并蓄”精神的北大有过“百家争鸣”的风气，既有李大钊主持的宣传共产主义的“亢慕义斋”（取英文“共产主义”的谐音），也有胡适宣传美国杜威实用主义的讲座。“胡李之争”其实质就是中国选择学美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学苏俄走社会主义之路。
美国自1880年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它从参加八国联军对华掠取的“庚子赔款”中吐出一点来建学校、医院并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在文教界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崇美情绪，胡适等人正是突出代表。李大钊在一系列文章中，阐明了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路而只能走俄国人的路。
中共一大时国内信马列主义的人还不多，全党只有50多个党员，如同毛泽东在七大前夕引用《庄子》的话所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果然，选择正确的主义很快就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有400多万党员，并赢得了最终胜利。这也证明当时亲美西化道路的破产。
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时，美国政府让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下不走，按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的说法是“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彼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又面临一个历史选择，一些受美国影响较深的民主人士还希望依靠美国帮助来搞建设，对此毛泽东毅然决定同司徒雷登说“别了”，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这一英明决策决定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依靠自力更生并辅以苏联的帮助就很快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化基础。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在全国掀起清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中国坚持马列主义的信念走社会主义道路才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曲折探索的道路，1978年末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翌年元旦中美实现建交。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与此同时美国也乘机加紧思想文化渗透，国内由此出现了一些主张全盘西化、否定革命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当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遭遇苏东欧剧变的冲击时，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一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一面韬光养晦努力发展增强国力。中国的GDP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8位，至2010年以后就跃居世界第二位。
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人民在“富起来”的道路上迅速前进，近年人均收入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和经济发展又出现了全新面貌。去年开始的抗疫斗争，更证明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优势。迈入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的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消除贫困无疑又是一项千年伟业。我们要响应和实践“不忘初心”的号召，就应始终坚持老一代共产党人百年前所认定的“主义”，并为实现当年的初心理想继续砥砺前行。
（据《环球时报》徐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