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京市玄武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设了一个服务单元——“办不成事”窗口。这个窗口虽小，却主攻“疑难杂症”，专门帮助群众解决各类困难问题，受到群众称赞和媒体的关注。
过去，一些具有行政审批权限的政府部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群众到这些部门办事感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如今，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和持续正风肃纪，政府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得到了有力整治，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改进。
不过，诸如提交材料后无法审批，来回跑、多头跑、跑空趟找不到解决方案的现象和问题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遇到的不便或办事受阻，更多是由多个审批部门的协调不畅、窗口服务不全面等问题所致。在群众办事遇到困难后，应该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来提供帮助。南京市玄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不成事”窗口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
“办不成事”窗口的设立，诠释的正是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和情怀。设立这样的窗口，将激励更多政府部门不断抬升政务服务水准。当然，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不应只是权宜之计，而应该类似于不少政务大厅中的“一个窗口”受理、“综合服务窗口”等。相比设立何种“特色”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建立“问题清零机制”，“对症下药”专治各种办不成的“疑难杂症”，从制度层面解决困扰群众的办事难、来回跑等顽疾。同时，实现政务服务审批服务事项流程更简、监管更严、服务更优的目标。
（据《光明日报》 陈银健/文）
提速降费“普惠转向精准”
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近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今年网络提速降费工作的重点方向将从网络“覆盖普及”向“提速提质”转变，从“普惠降费”向“精准降费”转变，包括有序推动5G网络按需建设和深度覆盖，面向中小企业用户、农村脱贫户继续实施精准降费，严查“强推5G套餐”等。
提速降费是广受舆论好评的惠企、惠民之举。据工信部介绍，自2015年网络提速降费实施以来，五年来，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和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过了95%。企业宽带和专线单位带宽平均资费降幅超过了70%，各项降费举措年均惠及用户逾10亿人次，累计让利超过7000亿元。有必要为此点赞。
相关企业让利7000亿元未必“吃亏”。因为提速降费，不仅加快壮大了网民队伍——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89亿，而且还促进了网民在电信网络方面的消费。网民队伍壮大，意味着相关企业客户规模明显扩大；电信网络消费增长，则能给相关企业贡献利润，所以电信企业也是提速降费的受益者。
不过，经过五年的“普惠降费”，惠及广大企业、广大个体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从“普惠降费”向“精准降费”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改革设计值得肯定。这种特殊照顾既有“助弱”之效，也能促进公平——有利于缩小“弱者”与“强者”的差距。
也就是说，提速降费“普惠转向精准”具有“公平”内涵。一方面，这种转向能帮助社会上的“弱者”节省网络使用成本，提升了其生存能力或者生存质量，从而缩小了与“强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还兼顾了电信相关企业的利益，即适当平衡了电信网络服务商与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这也体现了公平性。
（据《北京青年报》 丰收/文）
校外培训的洪流是怎样汇聚而成的
一段时间以来，各级部门出台了系列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的治理政策和行动，较好地遏制了占坑班、超时超难培训、培训机构携款跑路等难题。然而，由于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依然在参加校外培训，切实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治理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校外培训不规范、挤占大量课余时间，其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实现家、校、社协同，特别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
校外培训屡禁不止，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主阵地未能发挥好作用。资深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甚至惊呼：“培训机构正在代替学校”，“不能任由培训机构‘绑架’学校。”学校教育作为教育主阵地，特别是知识教育主阵地功能有所弱化，从知识学习的时间、难度和环境营造上，向家庭教育和家长转嫁了太多压力。
一方面，学校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家庭教育存在错位。下午3点半放学的政策设计，其初衷是让学生们获得充分的体育活动、自主学习和游戏的时间，而如果在职父母下午5点半下班，父母要接到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至少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空当。不少家庭为此不得不用“校外培训”来弥补。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教学的难度和强度不适应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特别是对学生的能力考察要求。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传统考试对学生知识记忆、重复和再现的考察，逐步被理解、记忆和综合运用能力所取代，而这显然需要学生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掌握更有效的学习方法，也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环境与基础设施要求。
此外，部分家庭的知识教育配合能力弱，家长学历不高或工作繁忙。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校外培训，包括以“应试”导向为主的学科辅导培训。放下工作养不起孩子，拿起工作陪伴不了孩子，是不少城市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现实处境。
就学校教育来说，部分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够。“不允许在职在编教师参与有偿补课”的政策立意是为了遏制“课堂不教课外教”乱象。然而，由于教师队伍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不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需求，部分年长、高职称临退休教师缺乏改革教学方法的积极性，中青年教师奋战在教学一线，收入受制于职称，评优的指标和名额也稀缺，使得部分师德有缺的教师“课堂不教课外教”。
校外培训屡禁不止，家长教育观念失之偏颇也是重要原因。比如，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体育、美育的系列政策文件，有的家庭就开始报跳绳班，一分钟跳120个，达到满分要求了还不满足，要求孩子一分钟跳到150个、160个、180个……一年级的孩子，钢琴考级三级甚至五级六级都不够，还要参加各类比赛……总之就是要“最厉害”、“第一名”。更不要说是超前学、超难学，为此不惜投入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以上的培训费。父母的期待压制了孩子的自我期许与愿望，攀比、从众等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最终汇成校外培训洪流。
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和家庭教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规范校外培训重在推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毕竟，是否选择、如何选择校外培训，终究依赖于家长的“理性”选择。如何让其真正理性，需要学校教育归位，也需要家庭教育归位，各在其位，协力育人，才能真正实现多样化的素质教育，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据《中国青年报》 周秀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