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风光时，“水门事件”被揭
1972年6月1日，理查德·尼克松刚从莫斯科回国，就迫不及待地召开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得意洋洋地宣布与苏联签署了大规模军控协议，特别是华盛顿孜孜以求的反弹道导弹协议。他几乎是喊叫着说：“这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间的新关系奠定了基础！”
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峰会相当成功。而在此之前，他还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行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周恩来总理举杯畅饮茅台，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气氛融洽的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承诺放弃历史敌意，努力使双边关系正常化。
与苏联签署战略协议，与中国改善关系，都称得上非同凡响的地缘政治成果。当尼克松沐浴在国会大厦那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他有足够的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谁都没想到，事情会急转直下。
6月17日晚，美国民主党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离开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后，偶然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办公室，他惊异地发现，已经熄了灯的办公室里，有几条光柱在晃动。
“不对呀，同事们都已经走了，谁又进了办公室，不开灯，却打着手电筒到处乱照？”他马上回到水门大厦，把疑点告诉了保安人员。保安人员立即搜查了有关的房间，抓到五个戴着医用外科手套、形迹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人名字叫詹姆斯·麦科德，自称是前中央情报局雇员。其实，他是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负责安全工作的头头，奉命到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并偷拍有关文件资料。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件。
第三天，正在度假中的尼克松次日就返回了华盛顿。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尼克松与几个最亲密的助手们紧急商讨应对措施。尼克松思考再三，终于发话了：“不是有三个古巴人吗，麦科德以前也参与过‘猪湾事件’（注：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向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那么就把水门事件解释成古巴人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进行的窃听活动。”
尼克松还让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去见一见中央情报局局长，叫他出面，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要让联邦调查局插手。助手们分头行动，尼克松自己也赤膊上阵，在第一次竞选连任的记者招待会上，信誓旦旦地向美国公众表示：“白宫班子和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他还故作镇定地表示，“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
一系列的活动，特别是尼克松总统的表演，暂时欺骗了公众。大选结果，尼克松以少有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获得连任。
正当尼克松和助手们为大选的胜利弹冠相庆的时候，一封又一封匿名信寄到法院，密告水门事件还有隐情。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总统竞选活动进行彻底调查。
1973年3月23日，麦科德在法庭上将白宫法律顾问迪安暴露了出来。这时，尼克松决定弃车保帅，让迪安当替罪羊。然而，迪安可不是任人宰割的角色，他不甘心束手就擒。在得知自己的罪行可判40年徒刑时，他主动向检察官做了三小时的交待和揭露，想将功赎罪，换取赦免。
为了挽回局面，尼克松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事先不知道水门事件，事后也没有任何阻挠调查的行为，并为窃听活动辩护，说这些都是为了国家安全，是合法的、必要的，从罗斯福总统时开始，每一个总统都这么干。他企图再次利用美国人民对他的信任来蒙混过关。
尼克松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不幸的是，一枚更大的定时炸弹爆炸了。
1973年7月，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亚历山大·布特菲尔德在巨大的压力下透露，尼克松自1971年开始，就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和戴维营安装窃听器，记录下了大量本来不应公开的谈话内容。
1973年10月，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对尼克松总统的调查进入关键时刻，前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的录音带和文件资料。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交出，并将事情闹到上诉法院。不料，在经过三星期的考虑后，多数法官认为，总统也要受法律的约束，必须交出录音带和文件资料。
尼克松恼羞成怒，下令让司法部长理查德森免去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司法部长拒绝了尼克松的要求，随即辞职。司法部副部长接任司法部长后，也因拒绝罢免特别检察官而辞职。最后，直到司法部的三号人物成为司法部代理部长，才答应罢免特别检察官。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美国各电视网立即中断正常节目，向美国公众报告这一爆炸性新闻。公众的反应就像火山开始喷发，抗议电报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舆论将尼克松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则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整个美国像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愤……
在民意的推动下，众议院决定对总统进行弹劾。
尼克松决心顽抗到底，他一面销毁录音带上对他不利的内容，一面继续强调行政特权，表示“将遵循从华盛顿到约翰逊历届总统所遵循与捍卫的先例，决不做任何削弱美国总统职位的事情”。他交出的电话记录千疮百孔，大量重要的内容被诸如听不见、无情报价值等字眼代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有关的录音带。
新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在白宫被迫交出的录音带中找到了新证据，有一盘录音带上清楚地记录着水门事件发生后六天，尼克松指示他的助手，让中央情报局阻挠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这是尼克松掩盖事实真相的铁证。
整个白宫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一直相信总统的清白，一直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来保护总统，而总统却从一开始就掩盖真相，并欺骗他的顾问、公众、国会甚至自己的家庭达两年之久，每个人都感到被出卖了，就连共和党的一批参议员、众议员也建议他辞职。
尼克松终于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1973年10月31日，美国众议院决定，由该院司法委员会负责调查、搜集尼克松的罪证，为弹劾尼克松作准备。
1974年6月25日，司法委员会决定公布与弹劾尼克松有关的全部证据。7月底，司法委员会陆续通过了三项弹劾尼克松的条款。尼克松终于扛不住了，他致信国务卿基辛格，宣布将于8月8日辞职。
当晚9时，尼克松通过电视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了辞职演说。尼克松说，“在过去几天，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在国会里已经没有足够有力的政治基础来继续进行这种努力”，“因此，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担任了6年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中途下台的总统。
尼克松总统败给了谁
水门案发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并没有受到美国新闻界的太多关注。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表明，当时只有52%的美国人知道“水门”这个词。到1972年10月，《邮报》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调查”在神秘莫测的“深喉”——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帮助下取得了突破，引起舆论关注。
10月25日，他们继续发表了题为《证实尼克松的高级助手与秘密基金的联系》的“深度报道”，确立了尼克松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尔德曼与事件的关联。一直对事件保持淡定的电视媒体这才跟进。
但是美国媒体的水门报道并没有由此形成热潮。此后，美国法院的调查和审理使得媒体报道又出现新的更大的突破。1973年初，水门作案人之一詹姆斯•麦科德给美国特区法院法官约翰•西里加写信，承认自己迫于压力在水门案中作了伪证，表示愿意说出真相以换取宽大。从此，水门事件成为新闻热点。
虽然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饱受媒体之苦，尼克松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媒体和记者打败的。他认为水门事件只是一个因自己粗心大意的“悲剧性错误”被政治对手利用而导致的“联合仇杀”，是一场政治斗争而非黑白分明的是非之争。媒体只是众多政敌“联合仇杀”行动中的小角色。
尼克松一直不愿面对的事实是，正是他以权势者的傲慢坚定地掩盖真相的努力，为政治对手的“仇杀”提供了最大的武器。从一开始，尼克松阵营对水门事件的策略就是完美切割和彻底否认，坚决撇清白宫与水门案的干系。一面给媒体扣帽子，把紧盯水门案的《邮报》说成竞选对手麦戈文阵营的打手，另一面又利用权势给媒体施压。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开始用较长时段播出水门专题，尼克松的助理立刻给它的老板佩利打电话，结果哥广不得不调整节目内容。
尼克松成功连任后，不是致力于弥平选举造成的分裂，而是“立即转向复仇和加强他的权力”，《邮报》首当其冲成了惩罚对象，白宫不给《邮报》独家采访的机会，不参加邮报的编辑午餐，不许邮报记者报道白宫社会活动，甚至准备刁难《邮报》公司属下电视台的执照更新。1972年12月，尼克松甚至有计划地与匹兹堡右翼富豪查德•梅隆•斯凯夫接触，让后者准备购买整个《邮报》。这一切，使《邮报》女老板格雷厄姆同样产生了面临“仇杀”的恐惧，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们特别孤立的时刻”。
1973年当国会和司法体系终于撬开了水门丑闻的大门时，尼克松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尽管被迫承认错误，却仍坚守为总统卸责的立场，一再粉饰掩盖，最后被迫交出的关键录音带中却有18分钟内容被神秘消去。其结果是越来越大的被动和窘迫，终致一败涂地，尼克松在屈辱中离开他热爱的政治舞台。今天看来，应该可以说，当年推倒尼克松的各种力量中，最大的还是他自己和他的团队。他们一以贯之的掩盖真相的企图，最终使整个事件变得无可挽回。
“水门事件”的历史遗产
“水门事件”是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其影响极为深远。“水门事件”严重侵害了后水门时代美国的政治，对三权分立的美国宪政体制中总统的权力产生了巨大影响。
197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的战争权。1974年，国会通过了《预算和拦截控制法》，限制总统重组行政部门和拦截国会拨款的权力。1978年，国会通过了《政府部门道德准则法》，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授权独立检察官在不受总统控制的前提下，对政府行政部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有人认为特别监察官的设立“实质上是创造了一个政府复合式第四分支”。这对美国原有的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产生冲击。
美国学者格林斯登认为，“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总统面临的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包括权力意识觉醒的国会，软弱无力的政党系统，攻击性极强、积极挖掘坏消息的媒体，以及难以指挥的行政官僚系统。尽管总统仍然在宪政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和地位遭到极大削弱。
在国际舞台上，受“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影响，中美建交日程被迫推迟，中国“台湾当局”赢得了喘息和缓冲时机。
在中美关系领域，基辛格曾多次向中国领导人秘密许诺，将于尼克松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前两年（1973-1974年），遵循与中国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原则与中国正式建交。但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干扰，美方的承诺沦为空头支票。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身心交瘁，放手交权。蒋经国临危受命，独撑全局，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当局”不惜重金，对美国国会进行大规模院外游说，效益显著，成果惊人。1979年，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后，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限制行政部门与中国“台湾当局”调整关系的幅度，约束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节外生枝，使中国“台湾当局”有恃无恐。
因担心中国退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卡特总统曾一度考虑否决《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国会通过的立法，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总统不同意国会立法，可以予以否决。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否决权是总统拥有的最重要的宪法权力之一，是总统制衡国会、影响立法的尚方宝剑。国会若要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众两院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可是，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的票数比例极为悬殊（众议院339∶50，参议院85∶4），卡特总统的否决明显无济于事，最后他勉强同意签署《与台湾关系法》。
事后，卡特总统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将从宽解释此项法律，一定按照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原则和精神处理双边关系。中方埋怨美方出尔反尔，节外生枝，以国内立法的方式，蛮横地干扰和破坏中美建交文件《上海公报》。但是，由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以及美国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够认识和深刻了解，中方的埋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牛弹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外交只认总统，忽视国会，其教训极为深刻。
北越同样是“水门事件”的主要受益者之一。1975年，在苏联坦克大炮支持下，北越利用“水门后遗症”的千载难逢之机，向南越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反战情绪笼罩下，美国国会严格控制军援拨款，福特总统优柔寡断，未能及时履行巴黎停战协定中援助南越政权的秘密承诺，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以惨败彻底收场。福特和基辛格后来都把惨败的结局归咎于“水门事件”和美国国会。
在美国国内，“水门事件”彻底改变了媒体和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看法，带“门”（gate）字的英文词尾，从此成为政治丑闻的代名词。里根政府非法向伊朗秘密出售军火案被称为“伊朗门”；克林顿政府解雇负责旅行事务的白宫雇员事件被称为“旅行门”；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被称为“拉链门”。此外，为了限制白宫幕僚权力，福特和卡特总统曾一度取消了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白宫所属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任命改由经参议院批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亦不复拥有基辛格当年炙手可热的超级权势。
“水门事件”使尼克松在政治和精神上遭到极大打击，但他并未颓废消沉。面对惨败和羞辱，尼克松坚忍地表示：“失败固然令人悲哀，然而，最大的悲哀是在人生的征途中既无胜利，也无失败。”下台之后，尼克松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潜心思考，总结经验，先后出版了《尼克松回忆录》、《真正的战争》、《领导人》、《真正的和平》、《不再有越战》、《1999——不战而胜》、《角斗场》、《只争朝夕》、《超越和平》等著作，几乎每一本都成为国际畅销书。1994年4月21日，尼克松因中风在纽约去世，享年81岁。
（参考资料：陈伟，《“水门事件”的历史遗产》；陈开和，《“水门事件”：权力、名利与真相》；吴雪，《美国“水门事件”，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刘雅芳，《借秘密录音还原水门事件》；蓝小西，《水门事件后的尼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