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
全球性问题必然导致全球性合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如此。
1830年至1847年间，肆虐欧洲的霍乱迫使欧洲国家意识到，为了保护其领土免遭侵袭，缓解由隔离措施给贸易带来的重负，他们需要开展传染病外交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区域性合作。由此导致19世纪中期开始，流行疾病控制领域高频次国际会议的召开，这是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推动国际合作的起点。1851年7月，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揭开了现代意义上国际合作防疫行动的序幕。
但当时的国际合作显然是有局限性的，突出表现在各大洲只关注与己有关的问题。例如，欧洲人始终将黄热病视为美洲的问题，不愿意将其列入讨论议题。1902年，12个国家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美洲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促成了泛美卫生局（现泛美卫生组织）的诞生。1907年12月，欧洲建立了“国际公共卫生办事处”，总部设在巴黎。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各大洲联系愈发紧密。全球化风起云涌，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都不是单个民族国家独自能应付或解决的。如果不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不借助相关国际组织促成各国之间的经常性对话，就不可能防控这些新的安全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的起源始自一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宪章规定，成员国“将努力采取措施，加强对疾病防治和控制的合作”。随后，国际联盟成立健康委员会，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公共卫生政策合作。二战时，国际间关于传染病防治的合作被迫中断。二战之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卫生组织的呼声很高。1948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随后，之前的一些专门性或地方性的国际卫生组织陆续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体系内。
从世卫组织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间关于传染病防治进行合作的黄金时期。
1967年1月1日，世卫组织发动了消除天花计划，对发生疫情的地区迅速隔离并进行免疫。世卫组织在消灭天花项目中较好地实现了统一领导和项目灵活性相结合，到1977年，世卫组织宣布，天花已经被消灭。受此鼓舞，世卫组织先后又开展了消灭小儿麻痹症、疟疾等疾病的计划，极大地鼓舞了人类战胜传染病的信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世卫组织意识到消灭单独一种传染病的局限性，逐渐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全面促进全球公共健康的合作方面。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于健康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全球公共健康合作框架。
比如，世界银行超过世卫组织成为公共健康的最大资金提供者。它着力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用以改善公共卫生问题。WTO（世界贸易组织）也与世卫组织合作，与缔约国达成协议，规定缔约方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实施有关动植物卫生的措施。
除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之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介入也是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些非政府组织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够弥补公共卫生中的一些被长期忽视的领域。比如盖茨基金会资产达218亿美元，主要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疾病防治。开放社会研究所是著名的金融家索罗斯设立的一家基金会，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肺结核治疗。 “无国界医生”(简称MSF)专门为遭受战乱、流行病和自然灾害的人们提供医疗援助。
战胜埃博拉：国际合作的成功案例
历史上，全球只有6场疫情被世卫组织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其中埃博拉疫情就占了两场。
埃博拉，本是非洲中部刚果境内一条河流的名字。1976年，一种不知名的病毒首次光顾了这里，疯狂虐杀了此河沿岸55个村庄数以百计的百姓，埃博拉病毒因此而得名。埃博拉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的病毒，它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生物安全防护最高等级的4级，比艾滋病毒和SARS病毒等级还高。
2014-2016年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是历史上流行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场灾难波及全球10国，超28600人感染，11315人死亡。
西非这次疫情可追溯的首发病例，是2013年12月几内亚偏远乡下一名2岁男童的死亡。
直到2014年3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才确认这是新一轮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病毒开始跨越边界，传播到几内亚的邻国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呈现出迅速蔓延之势。除了部分非洲国家外，甚至经由航空传播到部分欧美国家。
疫情最严重的是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它们都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长期处于内战和政局混乱，卫生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体系本就极其脆弱，疫区本就稀缺的医务人员，因对病毒认识不足，也缺乏防护装备，短短数月折损过半。一时间，居民陷入极度恐慌，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西非三国紧急呼吁国际援助。
面对呼救，西方国家是怎么做的呢？此前38年，“埃博拉从未走出非洲”，西方“文明国家”对埃博拉或多或少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此外，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研发需要巨额资金，销售预期却仅局限在购买力匮乏的非洲，商业价值的缺乏让投资者完全提不起兴趣。
但是，随着交通方式的显著改善与人员流动大幅增多，非洲早已不再是世界之外的孤岛。非洲面临的任何挑战，都有可能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与美国有特殊历史渊源的利比里亚请求美国给予必要援助，美军则承诺向利比里亚派遣700名士兵帮助当地卫生部门抗击疫情；英法领导人也已达成一致，将按照“殖民地”原则划分援助任务，法国将重点援助前殖民地几内亚，英国则将“主攻”前殖民地塞拉利昂。此外，中国、古巴等多国政府也陆续派出军队和医疗队入驻西非，帮助搭建埃博拉治疗中心，用以隔离病人。联合国机构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搭建了一架巨大的空运桥梁，将各国物资和志愿者快速送达非洲国家的各个角落。
人员、物资到位后，2014年6月，自无国界医生组织援建的首个埃博拉病毒移动检测实验室投入运行以来，美国、英国、欧盟、中国、南非、加拿大、尼日利亚等援建的13个检测实验室也相继在塞拉利昂落地，从而更快、更有效地发现并确诊患者，帮助当地医疗机构尽快隔离救治，抑制疫情传播。
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先后提供四轮援助，力度空前，援助重点从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转向防病治病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旨在标本兼治，建立管控疫情的公共卫生长效机制。
此次应对埃博拉危机，总共有110个国家或地区参与，他们快速帮助疫区国家控制了疫情，最终成功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目标，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典型事件。
全球化背景下，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社会生活，都有很强的相互连接与依赖性，每个领域都构成一个或几个链条，链条之间又以各种方式相互连接，结成复杂的网络。如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到这个网络中，经济越开放、越发达，嵌入程度越深，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轻易说要或能与这个网络“脱钩”。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突如其来，各方为防控疫情，除了限制人员流动外，还采取停航、停运、封关等措施，使得社会活动中断，殃及国际交往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尤其导致国际生产与消费供应链条暂时断裂，加重债务和社会危机风险。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上诸多产品生产加工的重要环节。疫情发生后，中国工厂停工，零部件供应不上，整个生产链就会停止运行。随着疫情在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暴发，还会有更多产品的产业链受到影响。
全球化使得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变得非常顺畅，同时也变得非常脆弱，一旦一方出事，会导致快速和成规模的扩散。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相互连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出于复杂的原因，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常态现象，并且有加剧的趋势。“计利当计天下利”。各国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凝聚起全球战“疫”的强大合力。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新冠肺炎疫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
然而遗憾的是，在全球抗疫的艰难时刻，却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阻碍着国际社会积极行动和加强合作。一些美西方政客和媒体没有选择团结协作，而是不断通过散布谎言、谣传和阴谋论来抹黑中国。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事实上，这方面不是没有国际合作的先例。2020年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举行，二十国集团成员、嘉宾国领导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历史上首次通过视频连线“相聚一堂”，建立抗击疫情的“联合阵线”，共商应对疫情的全球解决方案。
4月14日，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也通过视频方式举行。10+3国家是友好近邻，10+3合作机制正是因应对危机而生。如今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艰难时刻，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守望相助，互相伸出援手，迅速借助10+1、10+3等架构下的卫生合作机制，通过举行视频会议等方式展开沟通与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公共卫生安全。彰显了东亚国家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同舟共济的胸怀担当。
（参考资料：《瞭望东方周刊》、《解放日报》、《瘟疫抗战：对抗埃博拉》、《人民日报》、《新京报》、《瞭望智库》、《南方周末》、《新民周刊》、《新华每日电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