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西伴生，相爱相杀数百年
欧洲西南，有伊比利亚半岛，岛上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相爱相杀数百年。虽然比邻而居，然而两国的疫情形势却大不相同。
截至5月初，西班牙累计确诊新冠病例突破21万例，累计死亡2.5万例。其累计确诊人数居全球第二。作为欧洲防疫“优等生”，同一时期，葡萄牙累计确诊2.5万例，累计死亡1600多例。两国疫情数据相差悬殊。
正因为此，早在3月18日，葡萄牙总统德索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全国所有学校，中断与邻邦西班牙之间的所有航班、火车和轮船往来，恢复两国之间陆地边界管控。
伊比利亚半岛上，莱昂王国和中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分分合合，统一后成为西班牙的前身。而娶了莱昂王国公主的勃艮第公爵幼子亨利，被封在刚从穆斯林手中夺回的西海之滨，是为葡萄牙伯国的起源。1139年，亨利之子阿方索自立为王，葡萄牙伯国改称王国。
1383年，葡萄牙国王费迪南死后，葡国大位空悬近两年，引来卡斯蒂利亚王国（西班牙前身）军事干预。两年后，双方会战，葡英联军成功逆袭。此役之后，葡萄牙深感英国高义和可靠，缔结同盟。至于卡斯蒂利亚王国，战后则持亲法立场。
葡萄牙西濒大西洋，出海口得天独厚。自1415年开始，葡人逐步展开海上探索，甚至涉足西非内陆，启动了利润丰厚的奴隶贸易。
此时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仍专注于对内遏制领主贵族，对外讨伐穆斯林，偶尔与阿拉贡王国闹闹别扭，不紧不慢地度过了近百年。此后，阿拉贡王国与面积大几倍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夫妇二王并列局面，由此缔结了共主邦联，统一后的国名定为西班牙。
西班牙统一后，伊莎贝尔一世就迫不及待地资助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希望向西航行找到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国度。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以中美洲岛屿为原点，逐渐向南北美洲大陆活动。早前，大西洋上仅一个玩家葡萄牙。如今西班牙加入，两个玩家有了分歧。
1494年，在教廷斡旋下，双方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规定在非洲佛得角群岛以西约500公里的大西洋上划界（史称“教皇子午线”），凡“新发现”的土地，线东属葡萄牙，线西归西班牙。于是，西班牙拿到了臆想中的“印度”-美洲大部，而葡萄牙则保住了巴西殖民地。
纵横大洋，西班牙明显后来居上，甚至完成环球航行。升级版的西班牙帝国，朝着欧洲霸主梦一路狂奔。葡萄牙明显捉襟见肘：殖民地多而分散，维持成本高；航海业独大，农业衰败；人口外迁，本土空心化。国王英年早逝，既无子嗣，兄弟姐妹也都早亡。鉴于困境，加入西班牙是一条好出路。
然而，葡萄牙经济上虽共享美洲商圈，但被西人排斥；政治上因信仰不够“正统”被公然歧视。最要命的是，被绑上战车，做了炮灰。于是倾向于脱离西班牙，重新独立。1640年，葡萄牙人拉开复国战争的序幕。西班牙最终被战争拖垮，滑入二流国家之列。
1789年，法国大革命将欧洲带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拿破仑帝国昙花一现，革命风暴却影响深远。葡萄牙于1910年发动革命废黜国王，选择了共和制。顽固刻板的西王室死守君主专制，原地踏步数十年后，也于1931年废除君主制。
受20世纪30年代全球政治危机刺激，葡西两国都选择了独裁体制，以维持脆弱的稳定。70年代，双方在稳定的基础上开启了民主化转型。
印巴分治：抗疫期间还要开战？
早在3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就曾向公众表达自己对印度的担忧，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对抗新冠疫情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度控制该病毒的能力”。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印度疫情的预测，如果印度对疫情进行全国干预，那么印度疫情暴发期将在5月中旬，到6月5日左右将有1.2亿人被感染。
但是印度人可能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甚至已经顾不上抗疫了。据国防时报的报道，印军向有争议的克什米尔边境集结了数万大军，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行动。对此巴基斯坦方面也发出严厉警告，指责印度在克什米尔倒行逆施，表示印度不应该低估巴基斯坦挫败任何侵略的决心。
据外媒报道，自印度发布封国令以来，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已经打死了29名武装分子，至少有20名印度人丧生。印度方面指责，巴基斯坦利用疫情将大批感染病毒的武装分子送入印度境内，企图发动病毒战。但巴基斯坦军方则称，大批印度精锐部队对巴方进行偷袭，遭到了巴方的有力反击。目前，印度与巴基斯坦正在边境上剑拔弩张,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
1947年，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分界线，在原“英属印度”地盘上相继形成了两个自治领——巴基斯坦自治领（覆盖如今的孟加拉国领土）和印度自治领。
1947年9月，巴基斯坦部族武装侵入克什米尔，一个月后宣布与当地的穆斯林成立自由克什米尔政府，并加入巴基斯坦。当时，信仰印度教的克什米尔王公，随即宣布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印方应其请求，派兵支援。巴方也对部族武装和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进行了增援，从而使得印巴陷入第一次战争。
双方在边境摩擦不断，第二次印巴战争于1965年8月爆发。在联合国安理会调解和苏联的斡旋下，印巴总理于1966年在塔什干会谈，签署了《塔什干宣言》，但这只不过是暂时休战。
在英属印度末期，东孟加拉的穆斯林占该地人口大多数，在印巴分治时，东孟加拉被划归巴基斯坦，地理上称为东巴基斯坦。东巴与西巴被印度从地理上隔开，且东巴的孟加拉人政党一直觉得被伊斯兰堡欺负，所赢得的全国大选胜利不被承认，于是在1971年3月宣布独立，并在4月于印度加尔各答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这期间，巴基斯坦出兵镇压动乱。而11月、12月，印度军队分别向东巴和西巴发起进攻，导致印巴第三次战争全面爆发。这次战争使得孟加拉国的独立成为现实，印巴关系更加紧张。直到1972年12月，印巴才在国际社会斡旋下，签署协定并完成撤军。
1999年，因巴方偷袭印控克什米尔，又引发了持续数月的冲突。最终，印军击退了越过实控线的巴军。尽管两国在随后几年不断开展外交对话，也实现过领导人互访，在经济、金融、边贸等方面合作成果不断，但那根深埋的刺仍在不断刺激着两国的神经。
2019年8月，莫迪政府取消了克什米尔地区70多年来享有的宪法特殊地位，又将印巴关系推向了紧张对峙的边缘。而12月印度议会通过《公民身份修正法案2019》，授予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的“受宗教迫害的”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以及天主教信徒“非法移民”以可合法申请印度公民身份的权利，穆斯林未被包含其中。此举激怒了德里、海德拉巴等地的穆斯林，抗议活动中发生的警民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当时，印度紧急从克什米尔撤出约7000名士兵，以应对严重的全国骚乱。
这次骚乱余波未了，甚至在特朗普今年2月访印期间还有恶化，蔓延到首都新德里的东北部区域。它再一次提醒人们，印穆宗教冲突并没有因为分治沉寂下来，反而因为这种对身份的强化，而旷日持久。
新马“分家”：疫情下的相互依存
连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海上新柔长堤近日关闭——随着马来西亚因应对疫情而颁布封锁令——从3月18日起禁止民众出境，往日车水马龙的新柔长堤变得空空如也。
人们原本设想，疫情不会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毕竟在1月25日马来西亚宣布确诊4人后，很长一段时间，确诊数每日仅呈个位数增长甚至零增长。然而，被“第二拨”疫情杀了个措手不及，走马上任不够半月的总理慕尤丁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所有大型聚会全部延期或取消。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邻国新加坡的反应似乎更为理性。新加坡一度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第三大疫情国，但凭借着快速反应的行政机制和多方协调参与的流行病应对系统，在抗击疫情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3月16日，因境外输入病例已经成为疫情大宗来源，新加坡宣布所有入境者，都须先自我隔离14天。唯独因新马两国相互依存的特殊性，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不受新措施影响。
从面对疫情互持互助的开放态度上，新马之间的微妙关系可见一斑。
1965年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降至谷底。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双方相互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唇枪舌剑一直不断，但始终恪守“旧邦同盟”的外交底线。
时间回到二战结束后的马来半岛。新加坡短暂的日据时代结束后，重新掌控了整个马六甲地区的英国人，开始酝酿“光荣撤退”计划。1959年5月，人民行动党在宣布自治后的首次大选中获胜。该年6月5日，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
当时，获得自治权后的新加坡外部虎狼环伺。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不过700多平方公里，缺乏战略纵深。因此，李光耀将目光投向了和新加坡隔着1公里宽柔佛海峡的马来西亚，积极地主张新马合并，将新加坡看作是未来马来西亚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想将新加坡建成联邦制下实现长治久安的一州。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正式并入马来西亚。
在20世纪60年代，凭借港口贸易的发展，新加坡已经是马来西亚联邦里最富有的地区。但很快李光耀发现，合并并没有给新加坡带来想要的稳定和开放。首先是崛起中的印尼，正式断绝了与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此举殃及池鱼，许多新加坡商户因此破产；更让新加坡人失望的是，吉隆坡方面始终不肯免去新加坡商品进入旧属马来亚地区的关税。
深埋在马来西亚社会文化基础里的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族群矛盾，是最终导致新马两国分裂的根本原因。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骚乱。历经此前因政见不合产生的种种不愉快，为了保持马来人对国家政权的掌控，东姑决心把华裔占主体的新加坡从联邦中踢掉，从而稀释联邦里的华人比例。
1965年8月9日9时30分，马来西亚议会以126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即刻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在同一时间，李光耀宣布新加坡即日起正式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合并仅仅23个月之后，新马分裂。
尽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确如李光耀所言，在地理上相傍为邻，但由于政治大环境体现出明显差异，两国也就此踏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今，不算防控疫情期间的特殊措施，新马两国依旧往来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早已固化。
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1%用于农业和生产。2018年，新加坡73％的鸡蛋、67％的带叶蔬菜、39％的水果以及50%的水资源，均来自马来西亚。横跨宽约1-5公里的柔佛海峡，一条1056米长的新柔长堤，在工作日的下班高峰期，常常堵满了从新加坡下班回家的马来西亚人，而在节假日，又随处可见过关赴马来西亚休闲观光的新加坡游客。人均淡水资源量全球倒数第二的新加坡，全国有一半的用水需要从马来西亚的柔佛水库引入。
新加坡的人口构成，更显示出两国之间“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2019年，在新加坡工作和定居的外来人口中，有将近100万人来自马来西亚，占到新加坡外来人口44%、总人口17%。每天，约有40万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人穿越新柔长堤到新加坡工作，这一庞大人群占据新加坡劳动力1/10。
朝鲜与韩国：半岛上的“抗疫”外交
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朝鲜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块势力范围分别由美苏分区占领：由苏联支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以及处于美国支持的“大韩民国（韩国）”先后成立。此后，朝鲜半岛一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朝鲜对抗击疫情高度重视。1 月底，朝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防疫体系，世界卫生组织驻朝鲜代表埃德温·萨尔瓦多表示，截至 4 月 2 号，朝鲜依然保持 0 确诊的纪录。
一线之隔的近邻韩国1月20日出现首个确诊病例，一度被认为是“除中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此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韩国至今（5月初）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感染10793例，但从4月9日起，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呈现下降趋势。
1月27日，朝鲜外务省代表其中央政府对外宣布封锁边境，停止国家间的航空与铁路往来、所有外贸船只停止出海、对外各级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一律中止、“三八线”概念的对韩与对美接触也停止。而至今，朝鲜尚没有发生一例本土新冠患者，也没有境外输入的案例。
朝鲜目前新冠肺炎患者零案例统计，得益于其相当严格和果断的管控措施。同时在对中国、韩国两个邻国的外交联络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两封亲笔信体现了其智慧和温度。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3月4日收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金正恩在信中向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韩国国民表示慰问。金正恩在信中表示，相信韩国一定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取得胜利，并祝愿韩国国民身体健康；同时，将默默支持文在寅总统应对疫情危机的努力，并向他表达一如既往的友谊和信任。文在寅则在第二天即向金正恩回信致谢。从这一及时而迅速的互动来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并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
当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也是审时度势的行家里手，外交姿态上最近也有所松动。如朝鲜将入境者列为“高危人群”，与入境者接触的人员被列为“次高危人群”并接受40天以上的居家或定点隔离。各国驻平壤外交官接受30天的隔离，与这些人员有关的公务员、导游、驾驶人员一同被隔离。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外交姿态非常务实，非常灵活、偶尔强硬，宗旨就是构造一个半岛命运共同体、催生民族经济共同辐射圈、为国家争取更高更广的国际社会尊重、为国民赢得独立自主的国家尊严。疫情暴发以来，其外交评价得分甚高。
3月1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纪念“三一运动”上的演讲中，除了呼吁全体国民共同团结，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外，还特别强调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韩国应与中国、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
韩国总统讲话，是观察韩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一扇窗口。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学者李成日认为，文在寅今年的讲话中涉及外交的部分，总体上延续了以往的外交理念，由于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东北亚地区扩散严重，所以传递出的一个新讯号是，韩国政府有意通过与周边国家共同抗击疫情、强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去年，受诸多因素影响，韩美关系、韩朝关系均有不同程度倒退，与邻国共通新冠肺炎疫情或将成为韩国打破外交僵局的新契机。
（参考资料：赵博渊，《葡西伴生，相爱相杀数百年》；张洋，《印巴分治：挥不去的伤痛记忆》；吴阳煜，《新马“分家”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泠一，《朝鲜半岛的“抗疫”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