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闯入了陌生人
经过7月27日、28日、29日三天的会议，党纲和决议的初稿基本出炉。然而，当张国焘在屋顶花园向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汇报时，马林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联合共产国际”？这不符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决议嘛！马林当即提出，自己必须出席接下来的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情况。
7月30日，正值三伏天。即使坐着不动，汗也止不住地冒出来。
这天和前几天一样，依然是等到夜幕降临之后，一群人才聚到李公馆的餐厅。不同的是，为了向参会人员说清楚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决议，前几天没有露面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来了。但是，这次，人还是没有聚齐，因为周佛海上吐下泻，出不了门，只能躺在博文女校楼上房间的地板上。
晚上8点多，会议即将开始，马林正准备讲话，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陌生人突然从李公馆虚掩的后门闯了进来，鬼头鬼脑地往房里张望。
李汉俊发现了，立即大声喝止：“你找谁?！”那人随口就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李汉俊又问：“社联?哪个社联？什么王主席?”
那人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找错了。”便匆匆离开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立刻引起了马林的警惕。他用英语急促询问李汉俊发生了什么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没想到，马林“啪”的一声，大手拍在餐桌上，向与会所有人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马林是过分紧张了吗？显然不是。他的地下斗争经验十分丰富。而接下来的事，果然证明了他的判断。
大家分头撤离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口停下，车上冲出10多人，迅速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之后，3名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在李汉俊家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
此时，李公馆里只剩李汉俊和特意留下想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的陈公博。由于李汉俊去世得早（1927年12月17日被杀害），没有留下任何回忆。留在现场的陈公博后来倒是写了回忆文章，对当时的情景留下了记录：
“（法国警官和中国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最终一番搜查后，密探们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同时李汉俊利用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工作，机智地将巡捕的盘问应付过去，最后化险为夷。
但过程之险，回顾起来还是令人汗流浃背。据陈公博自己说，密探们仔细搜查李公馆时，他就在一旁不停地抽烟。等到密探们搜完离开，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那么，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是谁呢？
解放后，一位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老人薛耕莘解开了谜团。原来，当年闯进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3年私塾，因与黄金荣是结拜兄弟，又臂力过人，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先做巡捕，后升至探长。
程子卿曾对薛耕莘讲过自己首先闯入李公馆的事。但当时程子卿只知是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开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不过，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1949年后，宋庆龄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后，程才没有被关进监狱。1956年，程子卿在上海过世。至于程子卿是如何侦查到“一大”会场的，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怎样把会议开完？
法国警探突袭李汉俊家时，代表们没敢回博文女校的住处，而是去了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住处。当时，住在这里的是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渔阳里等待两个小时后，包惠僧出去打探消息。在了解到李公馆果真遭遇法国巡警搜查后，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警惕性。
而高度警惕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离开李公馆之后，没有跟随大家前往渔阳里。为了甩掉可能跟上的“尾巴”，他们在上海城里来回兜了几个圈子，最后各自回到住处。
但接下来，怎样才能把会开完呢？
在李达的住处，代表们先后前来。腹泻的周佛海本来躺在博文女校楼上，但午夜时分，回博文女校探察情况的毛泽东也把他带到了渔阳里2号。
人员基本聚齐后，大家开始讨论接下来的安排。李达认为，他们的活动已经引起法租界警方的注意，所以，应该换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大家深以为然，但要到哪里去开会呢？有人提议去杭州西湖。可西湖虽好，却人多眼杂，大家一致认为不太合适。
就在这时，又是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去嘉兴南湖。
王会悟曾在浙江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而嘉兴又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又有游船可租，却不像西湖那样广为人知。如果租一条船，以游湖做幌子，在湖上开会，应该是既安全又方便。
大家一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一致同意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根据查到的行车时刻，参会者定于8月3日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嘉兴，出发时间是早上7时35分，大约10时25分到达目的地。
移师嘉兴南湖
1921年8月3日清晨7点35分，一列开往嘉兴的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
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和包惠僧，踏上了同一辆火车离开上海，但他们自始至终没有交谈，甚至各自散坐在各节车厢里，仿佛互不相识……
在上海的最后一场会议，让参会者已经感受到地下斗争的紧张。以致，连继续参会的人数也再次减少，只剩10人。
比如李汉俊。前一天法国警探突袭了李汉俊的家，为了保险起见，大家决定让汉俊留在上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路上太显眼，所以他俩也没有去南湖。和毛泽东一起来的湖南代表何叔衡，因提前回长沙了，也没有去嘉兴。
广州小组的代表陈公博为什么也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呢？据陈公博自己说，7月30日晚从李汉俊家回到大东旅社后，正巧赶上隔壁发生谋杀案。一天两次受惊还算事小，他更怕被当成证人，受警方盘问，万一连带问他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陈公博连招呼都没打，就带着新婚妻子到杭州去了，根本没去南湖开会。
相反，不是代表的王会悟跟随李达一同前往嘉兴。因为熟门熟路，王会悟成了“领队”、“导游”，兼此次行动的经费管理人。
火车到达嘉兴站后，李达和王会悟一下车便直奔城内的鸳湖旅馆，为会务做准备。
在鸳湖旅馆，王会悟熟练地请账房先生代订画舫。“租双夹弄的!”账房先生一听就知道王会悟是内行。所谓“双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有两条过道，表明是大号船。但是当日的大号船已经被订满，只有“单夹弄”，也就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只有一条过道的中号船。“那只好将就了。”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账房先生一听就笑了，知道这是来南湖游玩的客人。
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块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大约11点，在“导游”王会悟的带领下，代表们在湖边码头分批登上一艘小船。由小船来回摆渡，把他们送上湖中的一艘中号画舫。这种船，据考证曾是太湖一带的捕鱼船，叫丝网船。改成游船后，整条船做工精巧，结构考究。虽然，船的中舱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但十几个人围坐在圆形台面的八仙桌旁也不挤。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然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舱中的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
红船上的闭幕会
将近中午，湖面更为安静。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因为王会悟是闭幕会议唯一的“非代表”，所以，独自一人坐在船头望“风景”，为船舱里的人放哨。而在她身后，一群人正在改变中国历史。
“李公馆”那张被密探们看成是“废纸”、修改得密密麻麻的党纲草案，成了代表们讨论的底稿，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上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这个党纲，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重要的成果，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这个党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建立，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
大会还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因为当时全国的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组织也不健全。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负责宣传一人，负责组织一人。
就在选举之际，湖面上忽然传来急促的汽艇声，会是密探吗?代表们连忙收起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摆起麻将。很快，汽艇声由远而近，但是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从画舫一侧掠过。事后才知道，那只是嘉兴城里一位绅士的汽艇。
虚惊过去，选举继续。当无记名投票结果公布，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他身为《新青年》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以绝对集中的票数，一致被选举为总书记。
张国焘身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也得到不少选票，负责组织工作。
李达，此时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举为负责宣传工作。
下午6点，天色将晚，南湖红船上的会议也结束了，张国焘宣布闭幕。红船之中，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