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
1949年之前，或者说户籍制度建立之前，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并无阻碍。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样流动怎么搞计划经济呢？
计划经济，首先就需要计划到每个人，吃多少粮、穿多少衣、需要多少住房，等等。那首先要知道有多少人，并且有必要把他们固定化。至少要先把城里人和农村人固定起来，知道多少人吃“商品粮”才能开始计划。
通过户籍制度，中国人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里人有粮票，而农民没有粮票。那时候，你有钱没粮票，就没办法购买“商品粮”，没有粮票，农民就没法进城，就这一条就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只是粮票，几乎所有的物资供应都针对城市人口。城里人不但有固定的粮食供应，还有相应的食油、副食、布匹、工业品，以及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农村人所没有的。
那时粮票分三类：全国通用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前两种粮票分别在全国和全军使用，地方粮票是哪个省的只能在哪个省使用，跨省无效。食油票，随粮票印发。此外，还有布票、棉票、蔬菜票、煤油票、火柴票、豆腐票等等。即使是城里人，不同城市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供应相对充足，而中小城市就差远了。农村则是没有物质供应一说的。
城乡差别，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格外的凸显。当时虽然城市粮食供应不足，但只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农村 , 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很多农村里的大食堂已经无米下锅，农民的粮食早已交了公，只能吃糠咽菜度饥荒，大食堂解散家中无粮又无在外吃“商品粮”的亲戚接济的人家，只能在困境中挣扎。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允许农村人进城后，农村人没粮票就是一个大问题。只好先采取“双轨制”同样吃饭，用粮票就便宜一些，不用粮票就贵。不过，好歹你可以花钱买了。“农民工”这个称谓孕育而生，你进城打工，职业上是工人，可身份上还是农民，所以就叫农民工。除了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已经开工厂、办企业、经商，发了财，成了企业家，可是身份上还是农民，所以叫“农民企业家”。
婚姻、参军和考学
当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令一些生长在农村的人不甘于现状，努力通过考学、参军、招工等方式从“农门”跳往城市，想方设法跻身“非农业”。
1958年户籍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30年里，转户口非常困难。即使是城市人，没有组织原因、调动工作，想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都几乎不可想象。农村人想要变成城市人，就更难了。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 中，刻画了一个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但是，在户籍制度面前，所有的努力归于失败，最后他只能接受那片黄土地。实际上，在农村有千千万万个不甘于一辈子种地，穷其一生与命运搏斗的青年人，他们中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
农村年轻人想走出农村，变成城市户口，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当兵，再提干。当时，能当兵的人就很少，提干者更是少之又少。二是考上大学。在教育十分不发达的时代，能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又能有多少？考上中专者，已属不易。
“1983年我通过考大学改变了命运，”来自河南的李文中说，“通过考学从农业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别提当时有多高兴！那时有城镇户口能吃上商品粮，比农村好很多。”当时，城市户口甚至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许多人“挤破脑壳”托关系改换户口。
武汉教师何斌的经历则更为坎坷。上世纪70年代，他在一家农场教书，与农场的同事结婚生子。然而拥有更大梦想的他，最终托关系在城里的一家中学立足下来，转成了城市户口。“妻子没拿到城市户口，我与妻子为此分居好几年。”何斌说，“后来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把他接到城市，想着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可是一直没有上城市户口，光借读费就交了好几年。”
当时的农村青年如果能当兵，可以说就走出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成为村里姑娘的首选对象。这时候就会有人给你说媳妇，而且是村里条件相对好的姑娘。三年之后，如果你没能提干，复员回家务农，媳妇就要和你拜拜。当初姑娘看中你有可能提干，如今你没提干，又是一个农民。姑娘为啥还跟你呢？有不少农村姑娘家毁约。
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一个农村兵在部队突然提干了，就要和老家的姑娘毁约。在部队里这种事情太多了。农村兵如果提干，就意味着改变命运。当时的户籍制度规定，孩子的身份是以母亲的身份为准。父亲是城里人，母亲是农村人，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农村户口，哪怕你是干部。这种家庭被称为“一头沉”。
部队里对“悔婚”也是不赞成的，你一个农村兵，刚一提干就忘本，就看不起农村姑娘了！这怎么行？如果女方闹到部队，有些可能就会背处分，严重的还会被取消干部身份，复员后又成了农民。并不是说这些农村兵提干之后就看不起农村姑娘，也不是感情问题，根本问题是户籍制度。所以，他们宁可悔婚，也要找个城里姑娘。
农村青年就算考上大学，也会和城里人有所差别。当时，在计算工龄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是从下乡开始算的，农村人就只能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算。在那个年代，工龄决定级别、工资待遇、单位的各种福利、甚至分房。著名历史学者雷颐曾经讲述过一个真实故事：近代史所有一个研究员出身农村，当初在农村自由恋爱，有一个感情很深的女朋友。自从考上了大学那一天，他就知道这段恋情完了。当时，他实在不知道怎样和女朋友说。如果他们结婚，两个人的孩子就还是农民。后来，那个女孩主动来找他，哭着说自己不拖累他，咱俩关系断了吧！
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30年里，这样的故事天天都在重复。
“盲流”时代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了。”这是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里的台词，多年以后，“盲流”一词已经不再被年轻人们熟悉。
所谓盲流，当年特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者。计划经济时期，人的流动大多只有一个办法——调动，但调动的前提是你要有稳定合法的职业，并且下一个单位愿意接收你。各种出于个人意愿进行的人口迁徙被认为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盲目流动。追根溯源，盲流一词来自于1953年政务院《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以及在1953年至1958年间，中央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发出的数个标题含有“盲目流入”和“盲目外流”的文件。
如今已80多岁的周素子这辈子曾有过两次坐“牢”的经历，皆因为是“盲流”。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周素子全家被从兰州“下放”到陕西富平农村插队，商品粮户口转为农业户口。由于对陕西农村的生活和劳动不习惯，且在这里举目无亲，一周后，周素子带着孩子们偷偷跑回了浙江老家。但由于在当地没有户口，周素子只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当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将外来的“盲流”及可疑分子抓起来关押审查。
周素子第一次被抓是1970年“五一”前夕，罪名分别为“无户口”、“盲流”。关押他们的是当地学校的礼堂。一问才知道，里面的一大半人都是因为“没户口”被收押。半年后的“十一”前夕，悲剧重演。在经历了两次被当作“黑户”收押的日子后，周素子准备将户口从陕西富平迁到兰州，再迁回浙江。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粮食吃，就无法工作。“在那个年代，户口和生命一样重要！”周素子说。
待到“盲流”真正成为坊间热词，已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剩余人口开始公开进入城市，寻求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机会。但是，政府并不鼓励和赞扬这种流动，一部分人口流动被称为“盲流”。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1985年9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制度开始实施。同时，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流动人口暂住城市。进城的农民可以被边缘性地归入“暂住人口”，而获得在大城市务工的机会。
有媒体如此评论：“人不分城乡均发身份证验证身份，方便人口流动自由择业。”
“盲流”的出现，实际上说明牵绊国人流动的户口制度被打开了一道门缝。1984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完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其中心环节是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增强企业活力。当城市搞活了，商品经济生根发芽了，就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中国广大农村，拥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1991年的电视剧《外来妹》讲述了那个年代南下广东外来务工者的故事。有资料显示，进入1990年代当“民工潮”潮起之时，6000万到7000万农村户口者外出打工，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3%。
由于户口仍在那远方的家里，导致了春运成为一年一度人类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迁徙。
并不存在的“南大街78号”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转非”时代。
1976年出生的王新锋是陕西宝鸡人。王家世代务农，到了王父这一代，终于当上了村干部。以前农村孩子要想跳出“农门”，可以考学或当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青年当兵复员后不再安排工作，于是，考大学成了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王家有三个孩子，除王新锋学习成绩中上外，姐姐弟弟的成绩都很一般。这一切王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希望三个孩子将来都和他一样在农村种庄稼、种果树。
有一天，突然传来消息说，城市户口可以买了。只要缴纳5000元，农村户口就可以变更登记为城镇户口。
在当年的中国，许多大城市工厂单位到小县城招工，都会注明“城镇户口”优先。也正因如此，王父痛下决心说要为三个孩子买户口。
在1993年的陕西农村，1.5万元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王父说他“豁出去了，不要让娃娃们再和我一样”。
当时王家只有5000元积蓄，为了凑够剩余的1万元，父亲将家里所有的苹果都卖了还不够，于是开着拖拉机走村串巷低价收苹果，然后又卖给外地来的苹果贩子，从中赚每斤5分钱的差价。
多少年过去了，王新锋只记得当年父母每天起早贪黑，拖拉机上放一只绿色的搪瓷茶缸，口渴了路边找人家讨水喝，饿了就吃编织袋里的馒头。一番东拼西凑，1993年12月底，王新锋姐弟三人的户口本终于从“蓝皮”换成了“红皮”。
多少年后，已经在西安定居的王新锋说他曾算过一笔账，父母当年为了凑够给姐弟3人买户口的钱，至少贩卖了26万斤苹果。按一台拖拉机装1000斤苹果算，经父母手贩运的苹果至少装了200多台拖拉机。户口本虽然换成了“红本”，但王新锋姐弟依旧在农村的家里帮父母种庄稼、卖苹果。
户口本上的地址由他们村变成了县城南大街78号，王新锋后来专门去街道找过那个门牌，未果。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当年那批买户口的人地址栏里都统一登记的是“南大街78号”这个并不存在的地址。
也许是200多台拖拉机苹果的事情刺激了王新锋，他从此埋头苦读，第三年考上了宝鸡文理学院。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父亲只说了一句“5000元权当撂沟里了”。
门槛降低了，农民却不愿入城了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农业户口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门槛降低了，农民入户城市的意愿也降低了。过去苦苦追求的东西，现在唾手可得，却又不想要了。
“俺家是半边户、‘一头沉’，为了将孩子转成城镇户口，可以说苦苦追求了30多年。”谈起自己家的户口，张宏民老人感慨万千。张宏民退休前在新野县前高庙乡一所学校教语文，属于城镇户口，而妻子是农业户口，这种家庭被人们称为“一头沉”。张宏民有4个孩子，按当时的政策，孩子的户口只能随母亲，所以4个孩子都是农业户口。
张宏民上课对学生们说得最多的话是“好好学习，将来跳出农门”，回到家对自己孩子说得最多的话也是“跳农门”。然而命运偏偏同他开了个玩笑。1985年孩子母亲因为打农药时中毒，家里缺少壮劳力，懂事的大儿子张保中辍学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张保中加入到了外出务工大军中。十年前，张保中返乡创办了个养殖场，规模不断扩大，收入越来越多，在县城买了房，开上了汽车，却不愿将户口迁到城里。儿子前年考上了大学，也不愿将户口迁到城市。“虽然纸上抹去了农业户口这个称谓，但农民自己清楚自己依然还是农民。户口放在农村，有宅基地，有责任田，有新农合，有种粮补贴，踏实！”张保中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实行土地流转；过去种地要交农业税，现在种地有补贴；过去人们做梦都想要城镇户口，现在农村户口成了香饽饽。“过去，买喜糖都得托关系；现在，买个西瓜都可以扫码支付。过去，一个月工资30多块，够买半头猪；现在，退休工资3000多，能买两头猪。”谈起改革开放40年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变化，张宏民获得感满满。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张保中对未来充满期待。
（参考资料：纪彭，《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户籍决定命运》；李文周，《户籍 生存 命运》；姜浩峰，《56年中国户口往事》；杨江，《户口里的爱恨情愁》；《城市与农村：一道极难逾越的“鸿沟”》；《改革开放前后：户口的悲喜剧》；李相瑞，《改革开放40年——户口的变迁》；《两个家庭的户口变迁史》；李崇寒，《农转非之痛：一个时代的印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