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大都鼓励早婚早育以促进人口增长。但唐朝却是“晚婚”为社会主流。其实唐朝多“晚婚”并不是政府鼓励和法令要求下的产物，恰恰相反，唐朝的统治者与中央朝廷也是鼓励人们早婚配多生育的。如唐太宗就认为“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即可“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曾下令地方官府，“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不得抑娶”。
就是说如果某地有男女一直没有结婚，那么当地官府要出钱帮助这些人嫁娶。但唐朝时社会风俗仍然受到南北朝的影响，尤其是婚姻崇尚门第的观念。在此观念影响下，唐朝时很多人，尤其是士人宁可晚婚也不娶他们眼中门第低的女子。
唐朝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也都曾因经济问题而导致晚婚，典型的像韩愈。韩愈早年困苦，又四次科举落第，所以直到他29岁时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账下出任幕僚后，方才能够娶妻生子。
（据《历史学堂》 李光彩/文）
古代银票如何防伪
一般而言，票号钱庄无论是总店还是分店，负责填写汇票金额的人员都相对固定。因此，票据上的书写笔迹就成为古时防伪的一项重要手段。如书写人有变动，则总号和分号会立即互通消息，以便接收票据者能够及时掌握，防止出现差错。
除了笔迹，印章也是古人常用的防伪手段。晋商每家票号都在汇票首面盖有印章，不仅图案各异，还套用各种颜色，在起到区分作用的同时，亦可以用来辨识真伪。不仅如此，一些知名票号还在汇票上使用水印。这种水印藏在纸内，平时看不到，只有竖起来后一照才能发现。
道光、咸丰之后，随着国力衰退，社会信用也越来越差，伪造银票案屡发。为此，晋商票号又开始采用密押方法。所谓密押，就是将票据金额数及签发时间不以数字填写，代之以汉字作为代号。由于各票号的汉字代号各不相同，这就大大提升了汇票的安全系数。
（据《文史博览》 林森/文）
“省”从何时开始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台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行省制度基本定型，由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元朝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大明朝建立后，虽然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所辖也就是现在各省的前身。清朝沿袭各地省名。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据《文史天地》 风景/文）
【微名人】
1983年， 启功先生在香港大学讲学结束后回到北京，别人问他带没带什么仪器一类的东西回来。他说：“有!有!”结果一脸认真地从行李包里掏出一个小玩具，是个小白兔打鼓，在地摊上买的。启功先生家里有一个柜子，里面摆满了各种玩具，上面还贴了张纸条：“只准看不准动!”有一次两个研究生到家里给启功先生交学位论文，启功先生看完后很满意，说：“行了，你们俩任务完成了，给你们一个毛绒玩具吧! ”然后就真的一人给了他们一个玩具。
阎宝航并非专业情报工作者，但他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与包括国民党上层在内的各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情报来源渠道甚多。1941年6月16日，阎宝航通过国民党一些元老得知了德军将于6月22日闪击苏联的消息。原来，德军把计划提前告知了国民政府驻柏林使馆的武官，该武官马上把情报汇报给了在重庆的蒋介石及一些国民党元老。阎宝航得到情报后立即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又通知了延安，然后由叶子龙拍电报给苏联。苏方刚开始不太相信这个情报，战争爆发第七天苏方发来感谢电说：由于你们及时而准确的情报，我们提前进行了一级战备。
1938 年韩信岭战役期间，日军突入潞城，眼看晋南不保，卫立煌将军于是通知十八集团军(即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把十四集团军存放在临汾、运城的大批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全部运走。当时，国民政府军的后勤部门已经没有能力抢运这些物资，而当地百姓都跑光了，也无法组织民力帮助搬运。卫立煌想，与其留着被日军抢走，不如交给十八集团军这支缺少军火的友军。十八集团军的组织动员能力着实强大，发动洪洞、赵城、临汾等五个县的百姓准备了500辆大车，把这批战略物资全都运走了。日军进到临汾东城门时，他们的最后两辆大车刚离开西城门。
教育家陈望道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同时也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不过，满腹经纶的陈望道还是一个武术高手。陈望道出生在浙江义乌一个习武成风的山村里，个个身手不凡。一天，他正讲课，忽然看到学生们都朝窗外张望，他上前一看，原来是有人在外面打拳。陈望道一时兴起，顾不上讲课，也忘了自己的身份，立即走到教室外给人家指点起来，说这招应该这样打，那招应如何，并亲自打了一套拳做示范，这情景让学生们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国第一首小提琴曲的创作者，不是音乐家，也非文艺界人士，而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李四光。求学期间，李四光不光文章写得好，还是一位乐迷，小提琴拉得很好。1919年11月，李四光在英国留学毕业回国途中，为抒发感怀人生的心情，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写了几句乐曲，共5行19小节。翌年1月，他又在这张五线谱的背面，以《行路难》为题，创作出一首完整的小提琴曲。《行路难》的产生和李四光本人的境遇是相符合的。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虽然革命成功，却遇到袁世凯、张勋等复辟。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
1931年，钱伟长考入清华的总分是225分，数理化和英语成绩很差，国文和历史两门是满分，而其他4门总共只考了25分。那年清华的语文考题是《梦游清华园记》。钱伟长从没到过北京，但富有想象力的他花了45分钟，洋洋洒洒挥就一篇450字的赋。评卷的老师想改，一个字也改不了，只能给钱伟长满分。因为文史成绩优异，他可以在中文系和历史系之间自由选择，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却使他下决心弃文从理，走科学救国之路。在进入物理系试读后，钱伟长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攻克了薄弱学科，成为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