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建交前后
新加坡虽然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但有据可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志》。当时这里被称为“萨巴拉港”。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的新加坡，因为紧挨马六甲海峡而地理位置优越，且水深港阔，历来都是海上贸易中转站，素有远东的“直布罗陀”和“远东十字路口”之称。
从公元4世纪开始，大量来自阿拉伯、中国的船只途经这里，丝绸、瓷器、香料等货物在此转运。可以说，新加坡作为重要的转运、补给中心，在开拓海上贸易以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功不可没，这一功能定位也沿用至今。
1819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也给独立后官方语言之一定为英语埋下伏笔。新加坡开埠后经济迅速发展，并从东南亚和印度招募了大量劳工入境，这些劳工的后代就形成了今天的新加坡主要人口之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被日本占领了三年。虽然战后又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61年，马来亚提出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和文莱。这一提议受到1959年出任新加坡首位总理的李光耀的赞同。1963年9月，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但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合并后就分歧不断。两年后的1965年8月，42岁的李光耀含泪在电视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并独立，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
1965年独立后，当时国际社会正值冷战时期，新加坡又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人口占主导的国家。为了取得西方世界的认可，也同时避嫌，新加坡刻意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一门心思发展本国经济。
1975年3月，应中国邀请，新加坡外长贾拉南访华，贾拉南主动转达了李光耀的意见，表示新加坡不能走在邻国前面与中国正式建交。原来，新加坡北与马来西亚紧邻，南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因此，李光耀的意见主要出于对于新加坡的安全考虑。
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访华。83岁高龄的毛泽东抱恙会见了53岁的李光耀。李光耀明确表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新加坡不可能也不会反对中国，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新加坡与中国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许多观点也很相似，只是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要努力发展经贸合作关系。
1978年11月，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尚未建交的新加坡进行了首次访问。据中国驻新加坡第一任大使张青回忆，邓小平时任政府第一副总理，新加坡在接待中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这次访问中，李光耀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独立之后的发展进程和经济策略。新加坡经济学家吴庆瑞作为副总理，陪同邓小平实地考察了新加坡裕廊镇工业园区、港口、居民区。回国后，邓小平即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没有建交的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20世纪80年代初，中新建交暂缓而经贸先行，先后签订了8项经贸协定。1980年6月两国达成协议，互设商务代表处，工作人员享受外交特权，可以办理签证业务。商务代表处设立后，两国增进了商贸合作，友谊也得到了发展。
1990年7月，李鹏总理访问印尼，签署复交协议后，顺访新加坡。67岁的李光耀表示，“今年底我将卸任总理一职，希望今年10月访华，会见中国新一任领导人。我衷心希望在此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两国建交的历史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抵制，这时的新加坡主动提出建交，显示了这个国家的外交独立和中立原则。
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新建交谈判在很短的几个月内高效完成。1990年10月3日，中新两国外长钱其琛与黄根成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李光耀终于在其总理任期的最后时刻，实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
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到向新加坡学习
中新建交后，最直观的成果就是经贸合作遍地开花。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介绍，新加坡很早就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是可以被期待的。已故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1976年就访问过中国，那时候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国。但新加坡基于对中国民族性和文化性的判断，比较超前地认识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此后，新加坡不断参与中国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工作，并且与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变化紧密结合，随时进行角色转换。
根据中国驻新加坡第二任大使杨文昌的回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迷茫，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提到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学习后，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热。李光耀也适时提出两国建立一项特殊合作的想法。
据李光耀后来在《太平洋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一文中说：“1978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此行对他颇具启发意义。邓小平亲眼看到，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岛国是如何通过与发达经济体建立联系，吸引境外跨国企业投资，建立后勤枢纽和服务业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业来实现经济发展的。邓小平12月回国后，中国政府就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也由此得以于1980年在大陆4个沿海地区开办经济特区，鼓励境外投资和自由贸易。”
在经济方面，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招商引资和建立工业园区，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以此来吸引世界各地的投资，激发经济活力。苏州工业园区的设立和发展都曾经历各种曲折，但不可否认这一项目为两国都带来了实际好处，到2013年，新加坡已超过欧盟28国对华投资总和，成为中国大陆最大投资来源国。如今的苏州工业园区，有96个国家4000多家企业投资。
有了苏州工业园区这个成功范例，新加坡和中国接着展开第二个、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即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些合作项目都契合了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如今，新加坡与中国7省市建有经贸合作机制，同上海市建有全面合作机制。
2020年9月4日，上海市—新加坡全面合作理事会联合主席视频会议举行。沪新理事会上海方联合主席、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新冠疫情发生后，两国政府和各界互施援手、守望相助，上海与新加坡相互支持，充分体现了“患难见真情”的精神。上海与新加坡共处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很好的合作基础和优势。
新加坡基于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经验也成为中国国家和城市建设学习的典范，如今国人耳熟能详的“花园型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无一不源自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城市型国家，新加坡高度重视绿色环保节能建设，主要体现在构建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清洁能源、推广“绿色建筑”、废水利用、垃圾处理等方面。
此外，中新两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密切。
国际社会的“中介”角色
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没有战略纵深，因此必须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为此，李光耀提出了著名的“毒虾”理论，即新加坡应成为“能产生剧毒的小虾”，既能“与鱼群共存，又不会被大鱼”吞掉。
从20多年前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达成“九二共识”，到两年前的“金特会”，人们总能发现，这些影响国际走势的会议背后，总有一个国土面积与其国际影响力不相匹配的国家——新加坡。每每历史需要面对十字路口时，新加坡或许未必有机会成为主角，但它却几乎从未缺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
时间倒回至2015年11月6日，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加坡建交25周年纪念日刚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于下午5时30分许自越南抵达新加坡，开始对新加坡的国事访问。当习近平结束访问后，中国海峡两岸领导人的会面于新加坡时间11月7日下午3时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正式举行。这场颇具历史意义的会面当时引起了海峡两岸的震动。而举办这场会面的新加坡，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事实上，新加坡不仅承办过这一次两岸之间的重要会议，1993年第一次的“汪辜会谈”，同样是在新加坡举办。1992年，海协会致函邀请台湾海基会辜振甫先生访问大陆，海基会回复表示有意愿。双方在经过多次预备性磋商后，将会谈定位为民间性、事务性、经济性与功能性。后来，海基会在时任新加坡国务资政李光耀的斡旋下，与当时访问新加坡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达成协议，定于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
经过连续三天的密集协商，双方在1993年4月29日上午签署两岸公证书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及辜汪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事务性协议；而两岸由“当局”授权的谈判机制，象征两岸关系的解冻和发展。这是海峡两岸举办的第一次非官方正式会谈。
除了为中国搭台，新加坡也搭国际大舞台，比如始于2002年的，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而两年前的6月12日，新加坡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当天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圣淘沙岛嘉佩乐酒店历史性的会晤，终结了美朝两国领导人未曾见面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于朝、美两国之外的第三方国家，这场重要的会面为何会“花落”新加坡？借用当时白宫发言人的话来说，因为新加坡“安全、位置、中立”。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曾以89.64的得分在“全球安全城市”的评比中位列第二位。这背后的因素很多，新加坡有着务实的治国方略、独特的文化建构（儒家文化在新加坡较为盛行）、严密的法律体系、极高的工作效率和良好的预防腐败政策。
中立，则指的是新加坡不偏不倚的外交态度。新加坡是不结盟国家，尽管在某些场合，会基于自身利益发表不当言论，但在多数情况下，新加坡都能保持自身的第三方立场，使其成为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定信服力的国家。
新加坡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枢纽
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弹丸小国，但由于其扼守马六甲海峡，控制着东西方贸易交流的重要通道，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同时，新加坡在外交上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大国平衡政策，竭力在大国博弈中左右逢源，在经济上坚持走国际化路线，在文明文化上坚持包容开放的态度，使新加坡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以及国际旅游会议中心，有着很高的国际声誉。
正因为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发展道路，新加坡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枢纽。自改革开放以来，新加坡就为中国领导人所看重，学习新加坡经验，推动中国现代化，成为邓小平思考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尤其是1990年中新建交以来，新加坡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两岸关系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族群国家。有人曾形象地把新加坡比做“一头猛虎(印度尼西亚)和三只狼狗(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环绕下的“一只小猫”，足见新加坡生存环境之恶劣。然而，新加坡人凭借勤奋、创新和努力，在建国后几十年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和谐、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家，开创了独特的治国理政模式，成为令世界侧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正因为新加坡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国际化水平，中国对外开放一开始就把新加坡经验作为重要的参考对象。从领导人层面来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学习新加坡经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受邀访华33次，每次都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他给中国领导人的很多建议都被接受了，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领路人”，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领路人”。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学习新加坡经验成为热潮，中国大量官员被派往新加坡考察学习。尤其是1992年南洋理工大学为长峰科技工业集团的一批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短期培训，拉开了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接受培训的序幕。
南洋理工大学还专门设立“中国项目办“，并在2008年成立了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以学院方式运作大规模的中国官员培训。除了南洋理工大学之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中国官员培训的重要基地，涵盖了市长班、学位班和短期培训班等。近年来，中国每年都要派遣超过8000名各级官员到新加坡学习，分散于11教育点接受干部培训。可以说，对很多中国企业高级主管和各级政府领导官员而言，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很多都是从新加坡获得的，新加坡为中国通往世界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显然，随着中国日益国际化，新加坡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地位只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不会得到削弱，中新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机遇期。尤其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新加坡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以中国经济为引擎之一的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互联互通会在新加坡得到汇集，新加坡在“一带一路”中的枢纽角色更加突出。
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中新关系可能被更多置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广阔舞台上，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RCEP、联合国等地区和国际机制中加强协调和沟通，做地区一体化的推动者、亚洲和平发展的促进者以及世界人民福祉的贡献者。不难想见，“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中新合作的新天地，新加坡有可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枢纽，成为21世纪的“东方日内瓦”。
（参考资料：邢晓婧，《40年，新加坡三次与中国战略对接》；金姬，《读懂新加坡》；应琛，《小小新加坡，爱搭大舞台》；李光耀，《太平洋的挑战：中国的崛起》；赵可金，《新加坡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