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少子化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近40年急剧的人口转变，中国今后面临的人口危机已经不是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人口总量问题，而是人口少子化背景下的人口萎缩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非均衡发展的人口结构问题。
数据显示，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 1.6（注：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的水平，中国人口将在 2029 年达到峰值 14.42 亿，从 2030 年开始进入持续负增长，2050 年减少到 13.64 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有约1460万婴儿出生，比前一年下降了近4%，是中国官方公布的自1961年以来最低出生人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既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已经下降到1.6个，并多年来一直低于2.1个这一“更替”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人口萎缩，以及劳动力人数不足以养活退休者的情况。
中国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当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86万，比2015年多出生131万人，成为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但这一增势并没有得到延续。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在这1700多万新生儿中，有超过一半都是二孩，一孩的比例只有四成多一点。与2016年相比，二孩的人数增加了162万，一孩则减少了249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分析，一孩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一孩比例下降，说明中国新生代的生育愿望已经很弱，同时，这一类育龄妇女人口数也在大幅度下降。
苏剑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2016年出生人数突然上升，很可能是一次性的，因为等待生育第二胎的夫妇在政策改变后马上利用了该政策。但随着上述群体生育意愿的集中释放，二孩的数量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认为，“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新生儿的总数却低于预期。”王广州说，这主要是由于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造成的。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越来越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全面放开二孩后，第二年出生人口数就出现下降，生育率远不如预期，这出乎很多人的预期。“谁也没料到老龄化会来得这么快，现实比以往预估的更严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析，政策决策者和生育群体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落差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40年，除了促进经济发展，也带来生育观念的改变。部分年轻人已经改变了生育观，不认为孩子多了是一件好事，在观念上对生一个孩子或者不婚、裸婚、同性婚都更加包容。”陆杰华说。
陆杰华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也在不断影响生育意愿。比如抚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都成为生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此外，大部分年轻人具有多样性的人生目标，人生目标多元了，不见得就认为生孩子或者多生孩子是其必经的事情。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也使得过去养儿防老观念逐步弱化。
在王广州看来，生育意愿下降，不是单一政策问题，而是多项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包括随着育龄妇女受高等教育等原因，不断推迟生育年龄，或者生育二孩意愿降低。此外，像房价、教育支出等因素导致的高养育成本，也使得生育意愿下降。
而针对目前的人口雪崩现状，不少业内专家将背后的原因归结于三大因素：首先，全面二孩释放的堆积生育逐渐结束；其次，1990 年代出生人口，从最初的 2600 万直线下降到 1999 年的 1400 万左右，导致未来十几年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锐减 40% 左右；最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
2017 年 6 月，汪小敏终于在 30 岁前将自己嫁出去了，但在谈及孩子的问题时，她坚定地表示，这并不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中。汪小敏夫妇都是毕业后就奔赴上海追求梦想的年轻人，在上海，他们无房无车，每个月还需负担 3000 元的租房费用，上下班要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挤地铁。每个月，刨除房租、伙食、交通等费用，汪小敏夫妻最后还能存两三千元，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基本就是月光。这样的情况，养自己都是问题，更别说一个孩子了。
经济学者周承辉曾经说过，假如一对夫妻住在公寓里，只有一两个房间，那这对夫妻肯定是不想生孩子的；假如一对夫妻住的是独栋的大宅子，里面有许多空房间，那他们的生育意愿就很容易上来了。这也是符合常识的。在美国，房价越低和公寓占比越低的地方，生育率就相对越高。
中国的东北三省是中国“人口塌陷”最严重的地方。在建国前，东北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遥遥领先于全国。在建国后，东北的城市大多围绕着一些重工业部门而建设，将城市的全体居民纳入到统一的计划体系社会里，许多人都生活在“筒子楼”里。因此，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其2018年的生育率在0.74到0.76之间，已成为世界上最突出的“人口塌陷”区之一。
住房问题只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一种要素，其效应在大城市比较明显。此外，阶层固化以及日渐激烈的教育竞争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教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这无形地增加了每个孩子的生育成本。因为阶级落差太大，与其多生，不如少生，对少数孩子进行更精细化的培养才是更加经济的。
为了实现阶层逆袭，许多年轻人愿意耗费更多精力去争取一个几率很小的高收入岗位，这就导致年轻人不断地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到50%的跨越。从全球的经验上来看，社会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对应着晚婚晚育。因为，这也意味着居民出来工作获得收入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
出台鼓励政策
为了转变年轻人的理念，中国政府开始寻求一系列解决方法。2018 年 10 月 20 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 征求意见稿 ) 》在财政局网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并在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宣布实行。在 2019 年的个税申报中，人们可以实施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未来，一孩家庭夫妻双方共可抵扣 1000 元，二孩家庭共可抵扣 2000 元。
“这一政策的实施既可以反映出养老压力，也可以反映出鼓励生育的趋势。”某业内人士说，但政策的补贴终归有限，养一个孩子不仅仅要付出金钱，更多的还有压力。
2018年7月，辽宁省政府出台文件表示，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成为第一个提出鼓励生育政策的省份。作为第一个从省级层面提出鼓励生育政策的省份，辽宁出台的政策包括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完善计划生育奖励休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同时，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等。
新疆石河子市为鼓励生育二孩，于2018年6月出台了5项新政策，包括：二胎产假延长至98天；产假工资按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缴费工资计发；产前检查算作劳动时间；可请产前假两个半月，工资按80%计发；可请哺乳假3个月至1年，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算工龄。石河子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他们经过调研发现，对于是否要二孩，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外，很多家庭更主要的顾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第二个孩子，“这些政策就是为了解决广大家长的后顾之忧”。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降低生育率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要难得多。中国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鼓励生育，已经成为学界和舆论讨论的焦点话题。
针对目前各地已经出台的鼓励政策，有舆论认为，这些福利主要集中在延长产假、生育补贴等方面，仍属于“小恩小惠”，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生育意愿的难题，生育率难以得到提高。比如说，托幼问题是广大家庭普遍关注的问题，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相当一部分家庭想生不敢生，就是担心孩子生出来以后没有人照顾。据相关研究测算，托幼问题如果得到妥善解决，二孩的出生率会提高8个百分点左右。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兴建托儿所、提供各种生育福利之外，最根本、最重要的政策，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以及减免税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就提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不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降低生育成本的话，人们是不会多生的，“只有真金白银，人们才会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
在梁建章看来，每个国家用于补贴有孩子家庭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和这个国家的生育率成正相关。“世界其他国家都给了GDP的1%～5%，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所以，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5%来奖励生育，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当前中国的GDP是80万亿元，5%就是4万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梁建章认为，如果分摊到中国两亿多的孩子，每个人每年也就只有1万多元。“我们知道大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数字说起来多，但是其实不多，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奖励力度，才能提升一部分人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生育？
此外，还有声音呼吁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朱列玉就提交了放开三孩的议案。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人口稳中有升。
事实上，在不少学者看来，面对新的人口发展态势，渐进式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直至最后全面放开生育，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口政策几经变化。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正式写入宪法。“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011年11月，全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2016年1月1日，正式放开“全面二孩”。
但从实际效果看，历次的生育政策调整，并未改变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出生率偏低、老龄化加剧问题日益突出。
近年来，随着人口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彻底放弃，改而实行全面放开的生育政策，一直是政府、学界与民间普遍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此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的文章，呼吁调整现有的人口政策。文章说，目前中国人口呈现出生率下降、出生规模下降、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上升、经济主力人口萎缩的“三个下降、一个上升、一个收缩”格局，前景不容乐观。
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全面放开生育后，究竟会对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表示担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就认为，一方面，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能不能遏制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很难讲，因为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人口趋势一旦形成，想要扭转相当困难；另一方面，这很可能会对全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还须未雨绸缪，加强对人口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建立和完善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冲击的预防体系。
（参考资料：蔡如鹏，《“催生”困局》；徐悦东，《东亚各国的人口危机：年轻世代为何不愿生育》；梁建章，《后浪没了怎么办——中国面临的少子化危机》；季媛媛，《人口危机下，逐渐老去的中国》；穆光宗，《大转折时代的中国人口：危机与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