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
中国判断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起全球合作网络，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而另一边，美国却沉醉于“历史的终结”和单极秩序，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国家，发动了多场战争，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同时，美国国内社会分歧扩大，政治日益极化。
中国与美国的“一进一退”，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美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这些年内外政策失误累积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警惕，并且试图打压。美方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世界主导权，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美鹰派势力意图推动对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认为唯此方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美军方则以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重心，升级军事部署、强化同盟网络、推进“印太战略”，利用南海、台湾等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制衡。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4月上旬，美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震中”。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后者，使美国陷入严重困难。当时世界各国鼎力支持，与美国一道共克时艰。然而这一次，美国在全球层面没有释放团结合作的信号，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不仅不出面组织国际防疫，还试图阻碍合作、制造对抗，令世人惊诧。
美国国内疫情的暴发和失控，导致经济衰退，并牵动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为了转嫁防疫不力的责任、保选情，采取“推责中国”的策略，掀起批评中国的舆论浪潮。国会一些议员闻风而动，煽动对中国的抱怨，挑动针对中国的溯源追责调查，个别州的检察部门试图发起针对中国的索赔诉讼。
特朗普政府没有因为疫情而放松对中国的打压，美行政部门颁布针对华为的贸易和出口新规，限制进而准备封锁华为获得美方软件、硬件的产品供应，同时将更多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由此可以看出，美加大推动与中方的科技、产业“脱钩”力度。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有舆论指责中国借疫情离间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扩张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声称中国试图加强对国际组织的掌控，说中国已经“不再掩饰”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力的意图。在中国的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美国国会动作不断，通过《2019台北法案》等新的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后续还有一批涉华议案等待审议。加之中美航线联系、人员交流等均因疫情而萎缩，这些都在事实上加快“人文脱钩”的步伐。
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以下简称“战略方针”）。该报告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也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美国遏制中国不会停息？
中美关系的恶化不是孤立发生的，需要放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度量。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疫情进一步挑战全球化思维，主要经济体纷纷反思和重审现行全球化模式下产业链对外依赖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有可能会形成以中国（东亚）、美国、欧盟为中心的三大分体系，由此向外发散。“三个中心”的形成也会促使国际资本相应调整流向，客观上助推中美“脱钩”。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美仍然拥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广泛共同利益。但是，现任美国政府不仅缺乏对两国在全球领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而且力图阻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把从多边机构中排斥中国作用当做重要的外交目标。
特朗普政府架空世界贸易组织，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阻挠中方人选承担关键领导职务。同时，与多国谈判和签署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内容的新双边自贸协定，植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方这一系列做法，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的破坏和干扰是比较大的，发展下去难免会影响到全球解决共同挑战的意志和能力。
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冷战后中国对国际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强”，但是这一格局已经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力量变化而发生动摇。一个比较重要的看法是，美国的世界霸权难以为继，但是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仍然超群；中国虽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经济规模和新经济态势上同排在后面的国家已经拉开了距离。
要对新的全球问题进行探索并推进国际共识。这原本是一个在复杂互动中缓进的过程，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及其后果与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相叠加，使得美国的自信心进一步下降，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更深。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两国探索新路径的互动方式和节奏。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将尽一切努力去遏制中国，防止其主导亚洲。这种竞争将成为本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
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竞争有经济和军事两个维度。美国未来将在南海与中国进行角力，将进一步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密切关系，极力阻挠中国统一，并将继续在东海与日本联手，防止中国占领争议岛礁，确保它们处于日本控制下。中美两国在这三个地区最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所以我认为无论当下还是未来，从军事上来说情况都非常危险。”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在疫情争议出现之前，人们还能争辩中美是否真的处于冷战当中，但事到如今，两国冷战已经相当明显了。“看看中国南海的军事局势已经变得相当可怖，中美双方几乎怼在对方脸上；经济方面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再加上关于大流行病的指责，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中美之间需要“战略”而非“情绪”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博士认为，中美目前正处于“三环叠加”的一个特殊时期，它像螺旋一样处于恶性循环当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局面，甚至可能面临失控。所谓“三环叠加”，是指疫情扩散“恶果”、大选之年两党“恶斗”、中美关系“恶化”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叠加。
但李成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确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双方之间的误解和误判。在它看来，中美之间有两个根本点是一致的：第一，都不希望世界经济和金融不稳定。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是两国共同利益。第二，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也是两国共同利益所在。如果说中美在这两点上都是一致的，那么根本利益冲突就无从谈起。
那么，误解主要出在哪里呢？其实是双方的不信任和恐惧，双方都夸大了对方的实力。同时，把对方一些防守措施当做是进攻性威胁。新冠肺炎疫情，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猜疑、忧虑和指责。这种过分的恐惧是很危险的，甚至可能将两国关系带入歧途。
谈到“经济脱钩轮”，李成认为，跨国公司根本上是利益驱动的，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中国市场潜力很大，他们不会放弃。同时，中国对世界的依赖正在减少，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正在上升；而美国对世界的依赖在上升，世界对美国的依赖在减少。这种变化也表明，脱钩很难，全球产业链还是有很强劲的生命力。
中美关系的大环境要改善，有哪些层面可以突破呢？李成认为可以有两个角度。第一是突发事件，例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两国更应该合作。但很遗憾，一些国家还没有看到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需要靠“全球公共产品”上的合作。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世卫大会上所表示的：要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同时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美国和中国都算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合作上的潜力很大，包括疫苗研发、维持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防止核扩散、反对恐怖分子、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应对难民潮等。这些合作将成为推动因素，但这同样需要数年的持续努力，两国都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进而真正了解和认识对方。
李成说，疫情对全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会使各国重新思考很多问题。但我们要认识到，全球化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现实。而且疫情警示世人，国际配合与互助是最好的应对方法。孤立主义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政治界、学术界等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如何构建一个“更包容互惠的全球化”。而这一全球性探讨的关键，是我们要换位思考，要有人文关怀，要有跨越种族、阶级、代际、国界和价值观的视野。
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息息相关，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为此，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构建“稳定、合作和协调的中美关系的共识”，应是思考和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
中美关系趋冷，我们怎么办？
一场世纪博弈的序幕已经拉开，无论中国人是否情愿，都已被裹挟其中。面对如此局面，中国怎么办？
目前，中美两国对相互竞争的认识和基本判断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美方坚信中国的意图是从自己手中夺取世界领导地位，因此其竞争战略以从各方面有效制约中国为目标；而中国的意图是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和民族复兴，如果说争，争的是自己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未来中美是否会陷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的竞争挑衅？如何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有效争取和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受严重干扰？
中共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指出，在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中，中方需要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注入理性和务实的成分。可以考虑主动进取，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开拓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累积经验和条件。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双方都没有实现所有的愿望，但是结果惠及彼此，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
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就行为边界和底线形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需要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恰当的利益交换的能力和习惯，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安全利益和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安排。
中国人关心和擅长的，主要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例如在科技这个新的博弈前沿，需要将美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转化为激励自强的动力。可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全球科技的开源知识环境，努力提高创新能力，补“短板”以增强在技术、元件上的自给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增“长板”，提升向世界科技进步提供支撑的能力。唯有更好地维护我国在世界科技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维系全球体系的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打破“脱钩”和分裂世界的企图。还应坚定和及时地采取“反脱钩”策略，在各个领域都执行坚决维护和增进交往的政策，各部门都多做“挂钩”的事，不做和少做会进一步导致“脱钩”的事。
我们应坚持高扬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旗帜，用中国的“进”应对美国的“退”，用维护和平、促进增长的行动，对冲美方的破坏性举动，维系经济全球化的势头。面对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难题和矛盾增加的局面，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
在全球问题上，当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领域减少投入之际，世界多国都期待中国能发挥领导力。我们需要调动各领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发挥作用。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增强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改善和增强中国国际形象。
（参考资料：傅莹，《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张全，《经贸协议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中美需要相处》；孟然，《李成：中美之间需要“战略”而非“情绪”》；沈逸，《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生于1972年，卒于2020年》；米尔斯海默，《美国霸权虽败，遏制中国不会停息》；阮宗泽，《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两种秩序角力决定世界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