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大楼建设黄金时代终结
2022年7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了不得新建 50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这不是政府部门首次对高层建筑给予限制性规定，从去年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接二连三强调限制城市的超高层建筑。措辞也从“严格限制”，升级到“一般不得新建”，再到现在的“不得新建”，一次比一次严厉。
多高才算摩天大楼，并无明确规定。2005年5月，当时的建设部颁布的《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中，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约30层）即被视为“超高层建筑”，目前仍沿用这一标准。
1985年5月，107米高的联谊大厦落成，它也是上海第一幢超过100米的大楼。如今，这个数字是2561栋。国际惯称超过500英尺（152米）的建筑为摩天大楼，按这个标准，中国目前有1807座摩天楼，坐落在77个城市中，其中88%都建造于2000年后。
改革开放之初的地区造楼明星是珠三角地区。早在1976年，广州就落成了中国第一个100米以上的高楼白云宾馆。这幢高117米的建筑为“文革”期间硕果仅存的出口贸易交易会广交会而建。珠三角不仅有高度，还有速度：160米、53层楼高的深圳国贸大厦，建造一开始7天一层，后来越建越快，到了30楼以上，进度达到了三天一层，“深圳速度”传遍中国。
此后几年，“中国第一高楼”称号更迭迅速，甚至可以在一年内几次易主。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浦东自开发开放的那一天起，便把坐标定位在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高起点上。1993年批准的《上海陆家嘴中心区规划设计方案》，规划了三幢超高层建筑作为黄浦江畔的新地标。1998年，金茂大厦落成。420.5米的高度，位居全国第一，亚洲第二。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总结说，国贸大厦和金茂大厦分别展示着两地开发开放的特点：“深圳速度”和“浦东高度”。
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一个名词开始流行——CBD，全称为中央商务区。北上广各自建设了三大中央商务区——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北京中央商务区，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其他城市自然不甘人后……而摩天大楼是CBD的标配。
“垂直城市”对土地的高效利用、摩天大楼景观的壮观性等因素，吸引了中国的众多城市。2000年中国共有245座超过150米的摩天楼，201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41座，60%都建在香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五座城市。
如今，一些三线城市也加入到追逐摩天大楼的阵营中：如柳州的地王大厦、常州的现代传媒中心等。在已封顶、正在建设的431座摩天楼中，77%建在非一线城市：沈阳34座，武汉27座，重庆22座，南宁28座……这背后是席卷中国大地的城市化，近10年来，中国的城镇人口从6.07亿增加到8.13亿，净增2.06亿。
据悉，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确定了新时期“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次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存在“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问题。
2016年7月、2017年7月，住建部先后两次在官网刊登对全国政协关于“刹住摩天大楼建设热”提案的答复，指出摩天大楼存在“建设和维护成本高、消防风险大、破坏城市风貌”等问题，表示“盲目建设摩天大楼，集中反映出投资者和决策者对现代城市、城市经济、建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偏差，不符合绿色、低碳、健康发展要求，需要加强规划引导”。
有专家指出，叫停摩天大楼建设是因为中国正在逐步摆脱以高铁、公路、基建代表的“铁公基”建设，转向大数据、光伏等“新基建”。
客观地看，一些城市的“逐高之路”曾长时间地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在长期地野蛮生长后，已经到了不得不控制的局面。一提到城市现代化，脑海里只有高楼大厦、高架道路是狭隘的，城市建设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到以人为本。单方面逐高，去牺牲经济效益、导致能源浪费，甚至产生严重安全隐患，这是本末倒置的。从人的角度来看，高层建筑的居住环境和办公环境的舒适度，其实是受到质疑的。
摩天大楼的“退烧”时刻
经济学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说，叫作“劳伦斯魔咒”，指的是摩天大楼的兴建通常都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学者劳伦斯这样解释这个理论：盖摩天大楼是因为钱实在太多没地方花，这个时候经济通常处在市场泡沫期。但当摩天大楼盖好时，经济高峰就过了，该进入了衰退期。故摩天大楼封顶的时候，经济都会迎来衰退期。
纽约的帝国大厦建成时，就马上发生了美国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美国的世贸双塔建成后，正好碰上了 1973 年的全球石油危机。在 2009 年，阿拉伯国家最高的哈利法塔封顶后，迪拜立马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听上去有些 “玄学”，但似乎也有一定的逻辑。过度投资驱动的经济繁荣多是昙花一现，由于缺乏消费能力，一部分投资必然会被闲置浪费。
目前，中国超过150米的摩天大楼项目接近3000个，其中842个处于建设中。“限高令”出台后，那些正处于建设中的摩天大楼的命运，成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随着房企资金压力加大，需要沉淀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摩天大楼，有些已经被“放弃”。2022年5月，深陷资金链危机的恒大，以13.48亿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宁波城市之光广场项目权益转让给浙江国资委控制的浙建房地产集团和浙江省建工集团。宁波城市之光位于宁波东部新城核心区，设计高度达到450米，原计划2026年完工，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第一高楼。
国内最热衷于建造摩天大楼的绿地，在陷入资金链危机后，旗下摩天大楼的命运也陷入疑团。绿地最早的摩天大楼，要追溯至2005年开始修建的南京紫峰大厦，总高450米，是世界上第一座中国人投资建设的超级摩天大楼，也是南京最高的摩天大楼。以这一项目为起点，绿地随后在南京、武汉、西安、成都和昆明等十多个城市打造了一个又一个超高层地标项目。今年以来，随着绿地债务困境不断加深，位于成都的绿地蜀峰468项目和位于南京的绿地金茂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先后传出停工、进度遇阻的传闻。
中国的摩天大楼出现得如此热烈和迅速，根本原因是中国最近十余年的城镇化发展逐渐深入，带动核心城市土地价格上涨，摩天大楼“向上生长”的姿态，可以在固定的土地面积能增加更多可利用的空间。与此同时，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房地产行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为摩天大楼的崛起提供了支撑。摩天大楼被认为是城市繁荣的见证，追逐更高的摩天大楼也成为了一些城市角力的方向。但爆发式的摩天大楼增长，早已超过了经济和人口增速，在房企逐渐暴露资金压力后，一些性价比不高的项目，逐渐被放弃。
CTBUH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共有停工、搁置的摩天大楼166栋，这一数据相比2020年9月已经翻倍。其中，确认已经处于搁置状态的共有44栋。受疫情影响，最近几年国内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一直保持高位，这无疑加大了大楼的营收支出比，对于大楼的运营方来说，盈利变得更为困难。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摩天大楼以其“城市现代化象征”的身份野蛮生长。潮水退去后，城市和个体的高空崇拜逐渐降温，摩天大楼也到了“退烧”时刻。
城镇化趋缓带来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城镇化突飞猛进。在200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城乡人口流动后，我国城镇化率于2011年首次突破50%，随后，城镇化率很快突破60%。当前，我国即将达到城镇化的成熟期，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不会再持续出现，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将相应减少。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出现了住房数量比人口数更高的怪现象；空置的高层住宅和写字楼大量出现。
而随着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发展，未来人口数量将不足以支撑超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相应的，地产市场也呈现萎缩态势。近两年，各地楼市趋冷和“抢人”风潮，都体现了这一趋势。因此，适配于大规模、快速城市化的高密度、超高度的城市建设模式，将不再可持续。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资本和技术是驱动城市发展的两条主线。从资本来看，容积率可以看作是地块的资本密度。资本驱动的城镇化，土地财政和地产经济形成合力，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高密度社区的出现。同时，19世纪末开始大规模推广的电梯技术，为大量高层、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技术对空间的拓展能力，依然存在上限。特别是考虑到消防因素，各国对于超高层建筑都有不同的管控要求。
在我国，为确保消防安全，居住区的高楼一般不能超过100米。于是，在地产开发中，大量99.9米的高楼拔地而起，撑起了一片片百米高楼组成的高原，这既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同质化趋势，也严重影响了各地的城市形象美学。
密集的居住区，在突发疫情时，更容易发生社区传播。所以，历经疫情，各地都对高密度楼宇进行了深刻反思。本质上代表着高资本密度，形态上体现为高建筑密度和高度的楼宇，是否在面对各类不确定性的城市风险时，能够展现出韧性？
多数人对此表示否定的态度。因此，中等密度、布局合理、健康宜居的居住区，开始成为倡导的方向。健康社区、完整社区、绿色社区，在各地也不断得到示范和推广。
此外，大量高密度城区和超高层建筑的存在，也加重了城市交通拥堵的恶化。我国很多城市居住密度高，而相应的道路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较低，路网密度较低，这些因素导致可用的人均交通空间不足。因此，在许多城市的超高层楼宇周边，上下班的高峰期很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交通拥堵，形成明显的“堵点”。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发达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城市蔓延早已被广为诟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便是郊区居住区大量存在的断头路。而超高层建筑，恰是立体的断头路。不同建筑之间缺乏交通廊道的联系，大量人流物流都需要通过电梯进行垂直的交通组织，这也会产生一系列立体交通的问题。
与实现“双碳”目标背道而驰
不少城市的超高层建筑都是当地的地标，高耸的天际线是城市实力的有力体现。但摩天大楼的背后，是高昂的建筑成本，并非所有城市都有能力承担。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陈飞介绍，“建筑物越高，风荷载越大，用钢量越大，整体结构造价越高。摩天大楼的电梯、保温、照明、清洁、物业等费用都比正常的大楼高得多。”
尽管中国建筑成本相对低一些，但这些动辄 300 米朝上的摩天大楼，每一座都是至少百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无论对于城市还是企业，都绝非一个小数目。实际上，随着建筑高度的增加，单位面积成本不断增加，当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再增加高度，并不经济了。陈飞说，“超过 300 米的建筑，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节约的意义。”
其实，建筑行业是我国的“碳排放大户”，建设超高层建筑也与实现“双碳”目标背道而驰。就拿超高层建筑能耗来说，其电梯运行与超高层供水，是额外新增的两大电力消耗领域。有研究显示，一栋摩天大楼每平方米年耗电量高达139度，能耗远高于其他建筑，因此被称为“电老虎”。
这是因为建筑达到一定高度后，随着高度的增加，建筑能耗边际成本递增的趋势会愈发明显。对于体量巨大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来说，各楼层的通风系统、垂直升降、给排水和强弱电系统以及阻尼系统等每天都需要大量能源供给，在建造中往往突破建筑节能的规范要求。
以150米超高层住宅为例，单个电梯能耗较100米高层住宅高出40%以上。超高层住宅相较于普通高层住宅额外增加的供水耗电量约为2400千瓦时/年。由于通常需要水泵、水箱分段抽送，部分楼层水压过大，水龙头水流过快，也容易造成水资源浪费。
而且随着这些超高层建筑不断老化，以及功能更新迭代，其能耗同样是不断递增的，甚至在拆除环节，成本、难度和废物产出量也相对较高。可以说，超高层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能耗颇为惊人。
在城乡建设方面，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转变“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建设方式，推动绿色转型。其中，重点就包括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同时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因地制宜推进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等。
代表着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雄安新区，在设计伊始，就拒绝高密度的城市建设模式。通过引入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小街区、密路网”模式并与本地的自然环境、地域文脉的结合，打造出中低密度、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在2018年，中央对于雄安新区规划批复时对此表示肯定，提出：“（雄安新区）要细致严谨做好单体建筑设计，追求建筑艺术，强化对建筑体量、高度、立面、色调等要素的规划引导和控制，原则上不建高楼大厦，不能到处是水泥森林和玻璃幕墙。”
不利于城市文化的培育
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柯布西耶式的现代化高层楼宇，以流水线生产的形式在我国各地遍地开花。
一方面，分税制下的城市企业主义造成了各地城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互竞争的局面。超高层建筑往往作为地标出现，用于城市的品牌打造，吸引资本特别是外资。另一方面，超高层建筑作为舶来品，契合了于现代的一种狭隘迷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高层建筑的表层的物质性与其使用者身份的制定相互吸引，产生了对于高楼大厦大量的需求与市场。
但通过这些年的建设，人们发现超高层建筑进一步加重了“千城一面”的问题。它们往往以一种资本的浮夸、炫耀的风格植入城市之中，缺乏对于本地历史文化底蕴的尊重，与城市传统肌理格格不入，造成了城市风貌的混杂与识别性的降低。
“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在各地开始显现，与超高层建筑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异型建筑和山寨建筑，不仅拉低了城市审美，更不利于一种健康、积极的城市文化的培育。
对于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来说，超高层建筑还形成刺眼的天际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历史文化韵味与感知性。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而且要严格控制历史文化遗迹周边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开发。但在我国很多古城却可以看到，存在大量高层、超高层建筑，它们与古城风韵格格不入，严重破坏了历史文化古城的风貌。
因此，这次对于超高层建筑建设的进一步规范和限制，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对于城市建设和城市风貌管理，更加科学和审慎的态度。
在20世纪初，以纽约、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城市，通过超高层建筑向全世界传达了现代主义的雄心。而在21世纪初，中国的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短短数十年间消耗了欧美几个世纪的钢筋、水泥等建材消耗量，一大批超高层建筑代表了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荣耀。
在现代主义之风吹遍全球一百余年后，终将成为历史。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在进入更加平稳的发展阶段后，我国将会更加理性和成熟地对待超高层建筑。这意味着一种以财富炫耀为出发点，以资本密集为表征的高密度城市建设模式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更加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观的落实。
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成为历史，意味着城市外在的高大豪华，在未来将让位于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成为城市发展的第一要义。
（参考资料：李昊，《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将在中国成为过去式》；胡万程，《叫停超级摩天大楼》；甘核平，《40年，中国建了哪些摩天楼？》；大摩，《被“抛弃”的摩天大楼：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卫琳聪，《告别摩天大楼时代：500米以上不得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