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连斯基的另一个战场
一般来讲，这是战争片里才会出现的场景：一个国家的首都成为战场，总统换下西服，穿上戎装，看向摄像镜头，坚定地发出动员：“我在这里，我们不会放下武器。”如今，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让它成为了现实。在过去近一周时间的战火中，乌克兰总统频繁更新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几乎实时发送战争动员、战况、讲话、颁布政策、记录与各国斡旋的情况。显然，他把这视作荷枪实弹之外的另一片重要战场。
战争打响之前，泽连斯基事实上正处在执政以来的低谷。在2019年以喜剧演员的身份囊括73%的选票当选总统以后，乌克兰人对这位政治新手的热情已经退却。民意调查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在2021年8月跌至30%。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70%的乌克兰人相信他们会是胜利的一方，91%的人支持泽连斯基的行动。
一位年轻的缺乏经验的总统，领导着交战双方中较弱国家，社交网络上，泽连斯基通过建立个人叙事，巧妙地将这些劣势转化为了优势。
首先，他为自己的战争故事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前提：在场。冲突爆发的当天，泽连斯基立刻宣布，他决定坚守在首都基辅，他的家人也会留在乌克兰。他的妻子也发布了一条Instagram（注：是一款运行在移动端上的社交应用）信息：“我将不会屈从于恐惧和眼泪。我将会平静而自信。我的孩子正在看着我。我将守护在他们身边，也守护在我丈夫身边。”
总统的另一个法宝是“人格化”。在一个权威消解的时代，他最大限度地淡化了他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的抽象意义。研究显示，在社交网络上，人们更愿传播和相信那些让他们直击个人情感的信息。于是，泽连斯基使用着一套与老派政治领袖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他不穿西服，不打领带，不坐在办公桌前，不需要新闻官员为他打光拍摄。
在那些粗糙的自拍视频里，泽连斯基总是穿着一件军绿色的T恤衫，满脸胡茬，眼底泛红，有些疲倦，就好像熬过了一个个不眠夜的普普通通的乌克兰人。泽连斯基总在强调乌克兰作为一个弱国，正在不畏强权，捍卫自由世界。他本人在社交网络上展示的形象正是把这个价值判断具象化和人格化了。
泽连斯基还熟知社交网络的传播偏好。他发布的视频一般都很短，讲话也在10分钟以内。他善于输出简短但激动人心的句子。2月24日晚上，泽连斯基在对欧盟的各国领导人发表的视频讲话里说：“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我。”当他谢绝了美国政府提出的可协助他撤离基辅的建议时，他的回答简短有力、充满了戏剧张力，很快就被社交网络疯转，为了乌俄交战以来最被熟知的金句：“我需要的是弹药，而不是顺风车。”
过去一个星期里，随着在西方社交网络上的呼声一路高涨，泽连斯基证明他有足够的想象力在危险中寻找机会。这使得他有机会发动一场罕见的公共外交声势，向握有选票的西方民众直接喊话。这些民意成为了泽连斯基在各国间游走，争取援助和支持的重要资本。
俄乌舆论战无处不在
早在开战前，乌克兰危机博弈中的相关各方，无论俄罗斯、乌克兰、西方或其他围观方，几乎无一例外不约而同指出，要“当心围绕乌克兰危机的舆论战”，注意辨别危机升级后或人为“精准投放”、或因“信息茧房”以讹传讹而制造出的大量“假消息”，并避免被这些假消息牵制、误导，从而影响自己对事态、当前形势和未来趋势的判断。
当俄罗斯与欧美间于今年初连续3次密集对话无功而返、乌克兰危机面临升级之际，乌克兰方面多次指责“俄罗斯网军”对其政府机关、官方金融机构和媒体网站进行“黑客攻击”的“非法行径”，而俄罗斯方面也反唇相讥，指责“乌克兰黑客”对俄罗斯几大媒体网站进行了“非法黑客攻击”并“安置了木马”。
2月中旬，美英等国官方两次早早“官宣”、“剧透”所谓“最早将在2月16日”的俄对乌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开战日”，并早早预言“开战日将由‘网军’和‘舆论战’打响第一枪”，预言俄方及亲俄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将密集采取所谓“假旗行动”，即伪装对方袭击本方，然后栽赃嫁祸对手，从而达到制造战争口实、推卸战争责任的目的。
而俄方则由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常驻联合国副大使波利安斯基等人密集出镜，指责“俄罗斯将对乌克兰开战”是“西方同行们的脑补”，称西方“开战日测不准”是“历史上西方战争宣称失败的那一天”，竭力宣传俄一度宣称的“无意对乌克兰动武”、“已从乌克兰边界部分撤军”，并以此为由嘲讽“西方的宣传没有费一枪就被摧毁和羞辱了”，一时间剑拔弩张，好不热闹。
自2月21日俄联邦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两共和国独立”，危机再度升温起，乌克兰官方及亲乌克兰舆论、网络账户“火力全开”，竭力塑造俄罗斯“侵略者”和本方“热爱和平的国家”、“受害者”、“被欺压对象”的人设，力图争取更多国际同情和援助、最大程度孤立对方。
西方媒体则在“最早开战日”前后和“真正开战日”到来之际，对俄罗斯“紧咬不放”，罗列各种“人证物证”，试图将俄方的辩解和反唇相讥一概贴上“网络欺诈”、“假旗行动”的标签，力证俄“承诺不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部分撤军”都“不足取信”。
开战日当天，尤其最初半天里，俄罗斯境内外各传媒、宣传口径和网络社交平台账号高度活跃，不断“剧透”战场“真实细节”，竭力营造“俄军摧枯拉朽、乌军溃不成军、胜利指日可待”的乐观氛围，同时指责、嘲讽对手“螳臂当车”、“自残平民目标”、“残暴对待战俘”、“拿平民当盾牌”，俄国家杜马主席沃罗金更在2月26日亲自登上网络社交平台，援引“可靠消息”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在一天前逃离基辅”，“外围账号”则借此造势，质问“临阵脱逃的总统有何资格领导国家”，并一再敦促乌克兰军队“放下武器”，乌克兰人民“与俄罗斯合作”。
乌克兰方面也迅速作出反击，利用西方媒体和国际网络社交平台倾向于本方的有利条件，竭力“消毒对冲”，一方面营造乌克兰“全民抗击”、俄罗斯“伤亡惨重进展甚微”的乐观气氛，另一方面指责俄及其追随者“滥杀平民”、“制造人道灾难”，力图将对手“侵略者化”、“妖魔化”。为反驳俄方“泽连斯基已逃跑”和“乌克兰国内政坛四分五裂”的说法，泽连斯基本人在被传“逃离”数小时后便走上基辅街头，乌克兰除亚努科维奇外所有前总统和一位前总理更携手上街演绎“戎装秀”。
当战事趋于僵局、双方既想通过和谈“下台阶”、又不愿在苛刻条件下退让，从而留下“失败者”印象之际，俄乌两国又围绕着“和谈”展开激烈而微妙的舆论战、网络战。俄最初大事渲染乌克兰“拒绝和谈”、俄“被迫发动全面军事进攻”。而乌克兰方面则由总统、外长等政要出面，早早“剧透”本方“不对和谈结果抱希望、愿意和谈仅仅为给爱好和平者一个交代”和“不会让出一寸国土”的底牌，其目的，无非是借网络战、舆论战抢占“道德制高点”，力争把“拒绝和平”的黑锅扣到对手头顶上。
从“互殴”到互相封杀
2020年叙利亚危机的时候，叙利亚总统府推特账号多次接到网站管理人员“提醒”。在发布普京访问大马士革的图文消息后，该账号被完全封禁。俄媒称，推特给出的封禁原因是页面“违反服务器规定”。
在乌俄战争爆发后，Facebook的安全政策负责人纳撒尼尔•格莱彻在推特上宣布Facebook将继续为“更多的俄罗斯国家媒体”添加核查标签，对拥有该标签的媒体采取同样的措施。YouTube在欧洲关闭了“今日俄罗斯”和俄多媒体集团Sputnik的频道。Twitter则宣布将把消息来源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帖文打上特殊标签。
加密聊天软件Telegram是泽连斯基发布短视频的重要平台。其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也于2月27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乌克兰局势继续升级，Telegram可能会考虑部分或完全限制某些频道的运营。帕维尔·杜罗夫是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创建Telegram。Telegram因拒绝向政府提供用户隐私数据，一度被克里姆林宫封杀，帕维尔·杜罗夫也成为了著名的普京异见人士。
根据2019年1月的统计，全世界最大的十个社交网络平台中并没有俄罗斯公司旗下的产品，排名前三位的社交平台Facebook、Youtube和WhatsApp都是美国企业。现在，俄罗斯主要社交媒体是VK（VKontakte），官方声称拥有大约7000 万月活跃用户，大约是Twitter用户规模的四分之一，而且这些账号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俄罗斯境内用俄语发布信息。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
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
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据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媒介与现代战争从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舆论战又被称为心理战、媒体战、宣传战及信息战等，其本质就是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维系与盟国以及中立国的关系，瓦解敌方的斗志。发展至今，现代战争早已超越了物理上的搏杀，更是信息维度乃至认知维度上的较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员热线是广播，越南战争期间是电视。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电视直播全程跟进了战争的进程。媒介与战争的嵌入关系越来越深，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不择手段打赢战争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
二战以后，战争合法性来源于国际法中的规定，即《联合宪章》规定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三种例外的情形，即民族解放、安理会采取或授权的军事行动、自卫。合法性宣传成为交战双方必须争夺的阵地，它不仅意味着确保国内民心所向，也是展开公共外交赢得国际支持的重要手段。美军在海湾战争后修改的《作战纲要》中明确写道，“媒体传播力量能够对战略方向及军事行动的范围，造成戏剧性的影响 。”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所以能实现几乎全方位的电视直播，得益于美军对战时宣传的需要。美国航空母舰“小鹰号”和英国空军基地都允许媒体安置摄像机，随时拍摄联军战机出击画面。伊拉克战争中前所未有地有超过600名记者成为美军随军记者。西方民众对于战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报道。美国军方用“媒体战争”一词来形容这场驱逐萨达姆政府的战争。其效果是，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伊拉克战争开战前的3月中旬，已经有59%的人支持这场战争，而到了战争爆发后的3月22日，支持率就达到了72%。
就在伊拉克战争发生后的第二年，电视直播的优势遭遇了另一种媒体形式。2004年，马克·扎克伯格创立了Facebook，社交媒体的时代到来了。
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每一场国际冲突中，交战的双方都在“社交网络”上掀起舆论争夺战。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从社交网络上获得信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伊拉克战争留给了人们一个启示：传统媒体的消息可能是靠不住的。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几乎把控在英美媒体的手中。
学者研究发现，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存在两种叙事：“国家防御”叙事的故事情节是掌握大的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萨达姆政府是邪恶的，它威胁到了西方文明世界的国家，对伊拉克的战争是美国国家防御的需要。在战争的前期，这个叙事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而随着战争的推进，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被找到，媒体报道逐渐走向了第二种“拯救伊拉克人民”叙事。
和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不同，在社交网络上，人们相信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和选择有更大的掌控权。他们更愿意直接听取当事人的声音，相信那些未经处理过的画面。社交媒体吸引了有新闻需求的受众，也吸引了迫切需要获取话语权的战争各方。经由社交网络，战争信息得以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此次俄乌冲突进一步表明，在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今天，关注媒体效应，掌握舆论主动权，早已是军事行动中不可或缺并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资料：黄非，《舆论战新玩法：为何俄罗斯占了下风？》；徐箐箐，《社交媒体，俄乌冲突中的另一个不对称战场》；陶短房，《围绕乌克兰危机的舆论战》；周宇婷，《战争全球直播，如何打赢舆论战？》；陈晓航、丁惠、柳玉鹏、萧雅文，《俄乌信息战，战争背后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