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落地，校外培训凉了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针对教培行业监管的“双减”文件正式落地，引发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预示着“双减”政策即将落地。
按照“双减”文件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另外，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类似场面在教育行业历史上曾出现过。2018年，国家对学前教育政策作出调整，明令禁止学前教育上市，以切断资本与教育的直接联系。几年后，整顿治理轮到K12校外培训市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这一监管措施的力度史无前例，也意味着已经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面临要么退市（如果只进行学科培训的话）要么剥离学科培训业务的选择。而禁止利用节假日、双休日及寒暑假期开展学科类培训，也将让大部分培训机构难以维系。
校外培训治理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行业裁员传闻不断。据某教培机构人员透露，今年已见过几轮员工到人力处排队“离职”的场面，有时一个上午，办公室里就空出一大片办公桌。校外培训行业保守估计有8000亿产值，从业人员有几百万之多。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起，在线教育求职热度逐渐降温。
毕业后不到两周，陈琳收到离职的通知。她在2021年春季招聘中和一家线上教育机构签下劳动合同意向书，但是7月13日，刚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毕业的“拨穗”仪式，7月26日，她就收到了离职的通知。从毕业到失业，前后不过13天。
“过去这几个月就像一场梦，现在是碎到不知从何捡起。”陈琳说。她入职这家线上教育机构，是靠朋友的“内推”。朋友在2020年秋招的时候加入了这家风头正盛的在线教育公司。彼时，疫情破开了线上教育的需求豁口，整个市场加速渗透，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发布的《中国K12在线教育市场调研及用户消费行为报告》，K12教育行业的渗透率于2020年3月达到85%的峰值。
行业快速扩张，让从业人员的需求不断扩大。揽人的同时，教培行业将入行门槛逐渐抬升，名校毕业生成为香饽饽。“他们需要名校名师，帮他们打响招牌。”面试时，教培机构的人力资源告诉陈琳，她所参加的校招计划基本只招来自清华北大的学生。除此之外，只有如北外的英语专业或者北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才可能获得入围机会。
名校招牌带来的是高额底薪。“一年保底60万元”，这是人力资源给陈琳开出的薪资。中信证券于2020年2月发布的《在线K12课外辅导行业专题报告》中统计，主讲教师薪酬水平普遍高于18万元一年，薪资20万-40万元一年的居多。事实上，那时教培行业确实受资本青睐。据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12月，当年投入教培行业的资金已超500亿元。
教培曾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一家招聘网站发布的《2019教育培训行业教师从业者大数据报告》显示，教培行业本科和硕士学历从业者占比分别为59.52%、33.12%。从年龄层看，25-30岁年龄段的从业者占比达到41%。
“双减”重构义务教育格局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一直是教育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同时也受到国家和社会多方面的关注，建国以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教育减负政策。
1955年到2018年的60多年间，国家不断颁布各类减负政策，从最开始的控制上课、学习时间和减少作业，到后来对入学、考试和评价方式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然而，具体到落地实施层面，种种因素导致中小学生们的课业负担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家长的焦虑没有得到缓解，减负政策始终未体现其应有的作用和功效。
主流媒体一致肯定“双减”对于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双减工作是缓解社会焦虑情绪、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更是构建良好教育生态之必须。
当前，教育内卷的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家长要付出更多精力和金钱投资孩子教育，在一些大城市，一个家庭在培训班上的投入一年可能达到几十万；另一方面，内卷式教育是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吞噬，“近视”的幼龄化，抑郁症的校园化，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而教育内卷的形成，是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大背景下，培训机构加入之后造成的竞争的不断前置和教育生态的恶化。
由于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各地区、各学校在教育资源上一开始就难以达到绝对均衡。尤其是一些学校通过奥数、英语等竞赛掐尖、择优，把好的生源都集中到几所学校里来，就更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进而导致升学率差距更大。
而校外培训机构的加入，继续扩大了这种不均衡，他们在资本的利益驱使下，进一步拉长学科覆盖和产业链布局，扩张学生数量，把这种分流和竞争不停的前置。以前，初中、高中努力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下沉到了幼儿园，几岁的孩子就面临着残酷的竞争。
此次“双减”政策，减的不仅是学生和家长的教育焦虑，更是资本市场的垄断和资源捆绑。这场教育变革指向的是教育均衡，力图改变教育生态，限制校外培训和教育泛滥，让教育回归校园，回归本土教育和公办教育，避免资本对教育的垄断和干预，最终实现为教育均衡“搭桥铺路”。
学校课后服务工作被前所未有地重视，《意见》要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延时托管服务，拓展课后服务资源，加大对课后服务教师和人员的激励。教育部在7月24日的答记者问中表示，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小学“三点半”放学现象，带来了家长因未到下班时间接孩子难问题，有的还因此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增加了过重校外负担，造成“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教育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目前，校外培训仍有三方面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规模总量庞大。目前全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十分巨大，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不仅增加学生课外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还会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二是违法违规情况突出。由于违法违规成本较低，导致无证无照机构屡禁不止，虚假宣传、超前超标、乱收费、与中小学招生入校挂钩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然存在，机构倒闭、卷款跑路等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三是被资本裹挟状况严重。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行业，展开“烧钱”大战，广告铺天盖地，对全社会进行“狂轰滥炸”式营销，各种贩卖焦虑式的过度宣传，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
“双减”背后更重要的“人口政策”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这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开头第一句话。
事实上，自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据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今年5月，三孩生育政策落地。有了这项政策，对提高生育意愿就会立竿见影吗？实则不然。近年来，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成为很多家长面临的巨大压力，也成为许多年轻人恐婚恐育的缘由之一。这其中，教育成本尤为深受关注。
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例子，“鸡娃”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过度参加校外培训、“教育内卷”成为典型现象。对于被裹挟至“育儿竞争”的这些家庭而言，经济和精力承受着双重负担。“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目标是减轻学生和家庭负担，把学生从繁重的校外学科类补习中解放出来，把家长从送学陪学中解放出来。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今年2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如是说道。
“双减”势在必行。7月20日，《决定》正式出炉，明确到2025年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其中针对降低教育成本的问题，《决定》给出的良策是，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这其中就包括“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严格规范校外培训”。
那么，要如何降低教育成本呢？万众瞩目之下，在《决定》出台四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一份文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全国人民交出翔实厚重的答卷。
在“构建教育良好生态”的大背景下，《意见》按照系统观念设计整治路径，打出政策组合拳，在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水平、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等方面也下足功夫，多管齐下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就如同我们看病抓一服中药，单有一味难以有成效，而多味一起方见奇功。”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雯闻对政策的出台抱有很大信心。
这一套组合拳，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减轻教育负担。《意见》就指出，“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仔细解读《决定》的主要目标，也就不难发现，教育成本话题也同样在列：“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毋庸置疑，降低教育成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便是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意见》的出台对于实现《决定》的主要目标而言，是必要的补充。
以“双减”为契机，引导全面科学的人才培养理念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指出，只有进一步均衡资源配置、缩小教育差距，同时优化教育评价方式，深化中高考改革，全面打破学校教育“唯分是从”、“以分取人”的困局，才能从根本上纾解社会各界的教育焦虑。
事实上，用单一的分数指标配置教育资源，比如，将中考后的普职分流演变为普职分层，就一直是悬在广大家长心头的一大顾虑。如今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焦虑并非来源于教育机构，而是来源于国家确定的高中阶段招生普职相当的政策，中考时的普职分流被部分家长理解为难以接受的教育分层，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教育“内卷化”与教育焦虑，反映了当前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与不认可。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今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也明确，国家坚持把发展中职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
整省推进构建职业教育发展空间格局，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国家正不断加大建设力度。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发展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在“唯分数”、“唯升学”的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以及社会氛围下，对职业教育不认可的思维依旧没办法缓解。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介绍，近年来，对于国家确定的高中阶段招生普职相当的政策，不少家长并不接受，要求大幅提高普高录取率，甚至取消中职招生。
“落实‘双减’工作，针对现实问题，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就是为了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避免短视化、应试化的教育，将属于家庭、社会、同伴乃至闲暇的时间还给学生，鼓励学生兴趣和特长发挥，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说道。
“双减”政策的提出，体现出国家对于教育行业回归青少年综合素质、职业技能培养的需求与期待；也体现出国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心。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也指出，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存量培训机构剥离学科类培训业务，探索实行职业技能培训乃至学历性职业教育，并可与公办学校开展合作办学、实施委托管理。
如此一来，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被摆到同一台面的大背景下，“双减”政策的提出，也是在催动校外教培机构转型，使其配合校内教育升级，将自身发展成青少年教育的第二抓手，因材施教。青少年在接受传统学科教育之外，也能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发展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职业技能。
与其说“双减”政策是国家试图在战略层面上从上到下引导教培机构转型，不如说国家正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以“双减”政策为契机，引导青少年全方面发展，既可以走高等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道路，也可以走职业教育的职业型、技术型人才道路，为国家战略需求服务。
（参考资料：俞杨，《“双减”落地，校外培训就这样凉了？》；张志勇，《“双减”背后教育观念的大变革》；孙小鹏，《“双减”的重点是整顿教育培训行业？背后更重要的“决定”你看懂了吗》；冯琪，《“双减”之后，明确学校为育人主阵地》；王晓霞，《“双减”重构义务教育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