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从人口数量看，近10年间，中国总人口数增长速度延续放缓势头。这一增量比从2000年“五人普”到2010年“六人普”的10年间减少185万人，增速降低0.04个百分点。
显然，中国人口高速甚至于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渐行渐远，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渐趋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则渐行渐近。
“十四五”时期预计将是21世纪最后一个人口完全正向增长的发展规划期，而到“十五五”时期，我们会迎来中国人口总量的“拐点”。人口增长势头放缓以至扭转，主要是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结果。
党的十八大之后，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步伐明显加大加快，面对着城镇化水平增长、受教育程度提高、离婚不婚率上升、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等诸多生育水平下行因素的持续影响，相当程度地推迟延缓了生育水平走低态势。但是因育龄妇女规模在减小、结构在老化等，出生人口数量降低的大走向不会根本改变，总人口数趋于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基本面不会根本改变。迈入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时代，是中国在人口领域所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进程需关注的先导性议题，深刻影响着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供给量、消费者需求量等。
从1949年至今，中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进行过七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定期开展人口普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明确规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迈入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020年，针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工作和人口普查非常重要。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人口普查10年一次。今年是新中国诞生71周年，人口普查也是第七次了。前面6次人口普查获取了大量详实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党和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人口政策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人口普查与每个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全面查清中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既是制定和完善未来收入、消费、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的基础，也为教育和医疗机构布局、儿童和老年人服务设施建设、工商业服务网点分布、城乡道路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
正如有专家所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
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
根据“七普”数据，从人口迁徙流动情况看，我国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10年间增长了将近70%。
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广东省也由此继续成为人口数量第一大的省份。
在这样的人口流动格局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为90199万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亿人，农村人口减少1.64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近10年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突破50％后仍保持快速增长趋势，还将延续大规模的乡城迁移流动。
根据1990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镇化率呈现加速提高的趋势。“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确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空间变动实现了由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向高流动性的“迁徙中国”转变，并且迁移流动成为常态化的人口空间运动特征还将长期保持。从数据可以看出，人口迁移流动将在人口形势变动中，尤其是区域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人口集聚程度呈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重合的特征。从人口分布的区域格局看，东部地区人口为5.64亿人，占39.93%；中部地区人口为3.65亿人，占25.83%；西部地区人口为3.83亿人，占27.12%；东北地区人口为0.99亿人，占6.98%。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依然是人口流入最集中的地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院张许颖认为，人口向城镇、经济发达地区集聚，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已经形成，对人口就业吸纳能力相对稳定。“‘七普’数据再次印证这种人口结构趋势性变化特征。”张许颖指出，人口是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要适应人口的趋势性变化。当前人口流动趋势表明，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逐步进入双向适应、相互促进的新阶段。
到2035年我国城镇化率还将有十几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每年上千万的农村人口进城，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持续释放巨大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走出人口红利期，我国将迎来人力资本红利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4000多万人。但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5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
这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持续发展所结出的“硕果”。
由此可见，近10年间，中国人口教育水平又有新的较大幅度跨越，我们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中收获更多“人口质量红利”。
人口是未来非常重要的竞争力，虽然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加剧，引发了人们对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担忧。但“我们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的峰值是13.8亿，其中城市群中约有11亿人，非城市群中约有2.8亿人，城市群人口总量将达到非城市群人口的3.9倍。我们对整体人口结构的预测是，到2030年，城市群中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老年人口的比率是14：67：18，所以我认为，我国的劳动力还是很充分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原副院长、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张耀军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也认为，目前劳动力还是比较充裕的。“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来看，劳动力年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50%，就可以说进入人口红利期。‘七普’数据表明，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远超过50%。”
社会各界对我国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认知，部分来源于2010年以来东部沿海省市陆续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这与我国的产业结构、与企业的分布有关。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有些地方缺少劳动力，有些地方缺少就业岗位，我们要考虑到就业岗位和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匹配问题。”张耀军认为，“民工荒”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的缺乏，而是由于我国没有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在人口红利下降的同时，我国会产生人力资本红利。”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人口红利主要是由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带来的，但是劳动力还存在“质量”问题，从劳动力“质量”的角度来看，我国未来或许会出现就业总量的红利、就业结构的红利、因受教育年限提高而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三个方面的红利。
“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在下降，但是就业人口总量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相对平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劳动参与度较高，并存在各种灵活的就业形式，由此便会产生就业总量的红利。
就业结构的红利表现在，同样的就业人口在农村就业与在城镇就业、在农业部门就业与在非农部门就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我国在农业部门就业人口的比重在持续下降、在非农部门就业人口的比重在持续上升，未来在非农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会成为就业结构红利扩大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预计农业转移人口将会带来2—5倍的生产率提升。2015年，我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经突破1.5亿，如果这些人口组成一个国家，它会成为全球第10个大国，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本红利足以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失。”胡鞍钢说。
人力资本红利正在取代人口红利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伴随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和人口集聚产生的创新驱动也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都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在珠三角城市群，深圳市的创新能力是所有城市中最强的，因为它的体制相当灵活，并从全国各地吸纳劳动力。”张耀军指出。
老龄化带来压力，“催生”三胎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比重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比重达到13.50%。2010年至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的20年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了8.4个百分点，其中，从2010年“六人普”到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年间升高了5.4个百分点，后一个10年明显超过前一个10年，这主要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人口队列相继进入老年期紧密相关。
而在“十四五”时期，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更大规模人口队列则会相继跨入老年期，使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从最近几年短暂的相对缓速的演进状态扭转至增长的“快车道”，老年人口年净增量几乎是由21世纪的最低值（2021年出现）直接冲上最高值（2023年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杜鹏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发展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促进性别平等、增进社会福利等多方面进步，促进了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实现了人口转变，最终推动了人口老龄化。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
数据显示，60-69岁低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55.83%，老年人口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为13.90%。“这些都是积极的变化。”杜鹏说。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迫切性空前凸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应势而为地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未来直至21世纪中叶后，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增长的步伐尽管时快时慢，但不会停，通过在劳动供给、财富储备、科技创新及产品服务供给等多方面持续发力，人口老龄化给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压力有望得到化解，甚至于向动力转换。
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等问题，会议作出重磅部署。
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七人普”全面查清了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情况，准确反映了当前人口变化的趋势性特征，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信息资源，对普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开发，配合相关部门加强人口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最大程度发挥普查的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人口相关战略和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统计信息支持。
（参考资料：张车伟、蔡翼飞，《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人口变动的长期趋势及其影响》；张宵，《大国点名：第七次人口普查来了》；翟振武，《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武凤珠，《聚焦第七次人口普查：人口数据背后的“秘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