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
这是“一大”代表陈潭秋1936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写下的一篇纪念文章。当时，距中共“一大”召开已经过去了15年，党中央保存的“一大”档案已经难觅踪影。往前推6年，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明确说过：“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因此，陈潭秋1936年在莫斯科写的这篇纪念文章，成了关于中共“一大”难得的早期史料之一。
陈潭秋文章中提到的“九个临时寓客”，当时称“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他们实际上就是前来上海开会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这“九个临时寓客”，分别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那么，来自各地的代表，还有两位，张国焘和陈公博此时在哪呢？
其实，张国焘“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到得最早。前面提到过，陈独秀到上海后，张国焘曾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充当北京的李大钊和上海的陈独秀之间的联络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他更是成了李大钊、张申府之外，最早的三个成员之一。
张国焘来过上海几趟，很熟悉，所以一下火车，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2号，拜访李达；接着，又去了望志路106号。当时，李汉俊已经搬到了这里。
早到的张国焘，很快便察觉到“二李”与马林之间不那么融洽。
李达告诉张国焘：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李汉俊也向张国焘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张国焘从李达和李汉俊那里了解了大致情况后，便赶往南京路上的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见面后，张国焘很快就体会到马林的鲜明个性。与维经斯基的随和可亲相反，马林“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不但体格强健，说起话来也是雄辩滔滔，目光逼人。一旦坚持自己的主张，那股倔劲儿，仿佛要同他的反对者决斗。
此时，张国焘的口才充分显露出来。虽然张国焘比李达和李汉俊小七岁，但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李达、李汉俊很亲密，成了双方之间的润滑剂、协调人。
原本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李达、李汉俊负责。但这么一来，张国焘倒反客为主。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内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15位同志齐聚上海
张国焘抵达上海后，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因为要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所以晚了几天，大约在7月6日到达上海。
湖南的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的出发时间，谢觉哉的日记上有记录，是在1921年6月29日离开长沙，经武汉转乘长江轮船赴上海，所以时间大致跟刘仁静相同。
而湖北代表陈潭秋和董必武，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以及从日本而来的周佛海，也各自选择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赶来，时间都大致相当。
相比之下，广州的代表来得最迟。由于各方都期盼身在广州的陈独秀能赶赴盛会，因此，信件电报多次发往广州催促，但陈独秀还是没来。最后，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托，从广州坐了海船，于7月20日直达上海。
广州小组选出的陈公博，则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于7月14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7月21日才来到上海……
这样，到1921年7月下旬，15位出席大会的同志，终于在上海聚齐。
党的生日为何定在7月1日
这里，还有几个谜团，一直众说纷纭。
一是，中共“一大”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到底是12位代表，还是13位代表？二是，中共“一大”究竟是什么时间召开的？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分歧，焦点是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
前面介绍过，包惠僧本是一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陈独秀，被陈独秀的个人魅力吸引，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包惠僧正好身处武汉，就加入了武汉小组。所以，他是武汉小组成员，而不是广州小组成员。
“一大”准备召开时，武汉已经选出了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但1921年5月，陈独秀在广州一时走不开，无法赶回上海参会，正巧包惠僧临时由上海被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陈独秀便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大会。所以，有观点认为，包惠僧不算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而只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
第二个谜团：中共“一大”究竟是什么时间召开的？
长期以来，众多的当事人都清楚记得，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之中。特别是，中国还有农历、阳历之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谜题的复杂性。比如，毛泽东在1936年就对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农历。
而陈潭秋在1936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写到关于大会的召开时间，则是“七月下半月”或“七月下旬”。
那么，这个具体日期，究竟是何时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准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时，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论持久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随后，延安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建党20周年。这个日期在1941年6月被写入中央文件，从此，“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
不过，7月1日，是毛泽东跟董必武两个当事人商量后定下来的时间，并不是准确的时间。这个谜团，到1957年才揭开谜底。
1957年，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在整理这批文件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中共“一大”的有关档案，可分为两类：一是“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二是“一大”参加者后来的回忆，比如陈潭秋的回忆文章。
在这些档案中，有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两份档案放在一起，用俄文写就，写于1921年下半年，看来是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这份报告明确写道：“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