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三千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打着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等标语的白旗。
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一气呵成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被印制成数万份传单，送进千家万户。《宣言》激荡人心——“……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下午3时30分左右，在无数市民沿街而立、“潸然泪下”的注视中，三千余人的游行队伍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走进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最初叫东江米巷，明清两代属于天安门前“五部六府”中央官署的范围，乾隆、嘉庆时期曾有“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鸦片战争后，这里陆续建起了英俄德法等国的使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那以后，东交民巷就成了变相的“租界”，像是“国中之国”。
游行队伍刚开始是比较平和的，走进东交民巷东口后，罗家伦等四位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当时，中国人对于美国及其总统威尔逊总统总体上是有好感的，所以，代表们“直率陈词”，希望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给予中国同情和援助。与此同时，也有学生前往英、法、意等国使馆交涉。
但是，学生代表们满腔热情的请求，得到的只是“代为转交”的说帖。因为当天是星期天，各国公使并不办公，所以，没有一位公使出来接待学生。
游行队伍申请穿越使馆区，到一街之外的日本使馆门前示威，始终没得到允许。学生们深受刺激，备感屈辱：国还未亡，自家的土地就不许自己通行，这要是亡国了，又将受到怎样的屈辱和痛苦？
学生们在使馆界“鹄立两小时之久”，被烈日晒得焦躁不安的3000多名青年在诉说公理的要求受挫之后,愤怒的情绪可想而知。此时，队伍中不知谁泄愤地喊了一句“到赵家楼去示威”,顿时，所有人的情绪为之一振。
火烧赵家楼
赵家楼胡同位于长安街东端的北面，是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上海人，他和陆宗舆、章宗祥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他们一向被视为亲日派人物。于是，大家商定，先找曹汝霖，再找章宗祥、陆宗舆。就这样，游行队伍一下子有了方向，浩浩荡荡开进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
这天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刚从日本回来的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作陪。席间，忽然有人报告说，很多学生正在天安门游行，游行队伍里有一面大白旗上写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很明显，这次游行的矛头是针对曹、章二人的。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但曹汝霖坚持认为学生赤手空拳，只要多派几名巡警就不会有事了。下午2时许，曹汝霖与暂住他家的章宗祥一起回到赵家楼曹宅。
下午4点多，大队学生游行到曹宅。只见大门紧闭，门外有多名巡警正在值勤。学生们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一边冲击大门。巡警过来阻止，同学们与他们理论。正当双方僵持不下，大门突然“吱”的一声开了，原来，几个同学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到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冲进曹汝霖的住宅里去。
曹汝霖见大事不妙，慌忙躲进了一间箱子间，章宗祥也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避。学生们最终未能找到曹汝霖，便拥到后面的汽车房，将曹的汽车捣毁，“取了几桶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
没想到，这一把火却意外地把章宗祥给引了出来。结果，章宗祥饱尝了一顿老拳。不久，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带领数百名巡警赶来，驱散了人群，并把来不及撤走的32名学生逮捕。同时，救火车也赶到，扑灭了大火。曹汝霖乘着吴炳湘的汽车狼狈而去。这就是五四运动中著名的一幕——“火烧赵家楼”。
北洋政府的镇压，引发全国风暴
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示威后，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政府严厉镇压，32名学生被捕，同时，北洋政府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社会上大批抗议电报每天涌进政府，除了蔡元培率大学校长们以身家性命担保要求放人外，一些前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也都联名呈文；另一方面，政府中的军人和旧派官僚则坚决主张严惩学生。
面对严厉镇压，学生们也开始行动。
“五四”当晚，北大学生即集会商讨对策，第二天上午，北大学生在文科大楼教室开会，出席会议者非常踊跃，室内拥挤得出入都很困难。这天上午的会议还产生了颇具长远影响的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便于更广泛地联合北京全市学生。下午3点，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20个学校代表，3000余人参加。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他们在以后的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也就是在5月6日这一天的清晨，平常只有下午才来上课的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日报》总编邵力子，意外地出现在学校。他告诉学生们两天前在北京发生的事件，呼吁同学们支持北京同学。
与此同时，江苏省教育会也聚集了一部分大学和中学的校长，在副会长黄炎培的支持下开会，决议呼吁上海和社会团体参加5月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5月7日上午，超过两万民众群集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扩大。
“五四”风暴震动全国，它点燃了中国人胸中蓄积的反帝情绪，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工商界、各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及海外留学生也都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大批抗议的电报涌向北洋政府和巴黎的中国代表团。
在前任总理汪大燮、前司法总长王宠惠、总统外交事务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等京城名流的担保下，北洋政府于5月7日释放32名被捕学生。
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北洋政府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逼走了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他们组织“十人团”，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发行印刷品，扩大爱国宣传，并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护鲁义勇军等活动，继续坚持斗争。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天有170多名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但是，学生们并未屈服，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多达5000多人。
正当学生们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上海许多行业的工人以及店员等纷纷参加罢工，高潮时达到10万多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上海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使得上海的经济活动陷于停顿，水电危急，铁路工人罢工和航运水手罢工则使上海的对外交通完全停止。
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样，“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了北京被捕学生；6月10日罢免了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巴黎和约，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但是，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巴黎和约还是那个巴黎和约。
在这关键时刻，6月11日，新文化运动主将、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提出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撤销警察机构、市民组织保安队、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条关于内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明如果政府拒绝市民的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晚，陈独秀和高一涵登上新世界游艺场的屋顶散发传单时，被暗探当场逮捕。这又导致全国的抗议浪潮再起。斗争之中，中国人民的组织性迅速提高。超越城市范围，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超越行业范围，天津成立了各界联合会。
巴黎和约即将在6月28日签字，全国各界又掀起拒签请愿运动。山东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共同守候新华门，坚持面见大总统。陕西代表屈武以头撞柱，血溅总统府。
在巴黎，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于和约签字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地，强烈要求拒绝在合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代表团最年轻的顾维钧出面发表了一个宣言，表明拒签的态度。
五四运动因巴黎和约而起，至巴黎和约拒签而落，到此时算是告一段落。然而，这团反帝爱国的烈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并引起一场广泛地、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