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1日晚，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出炉，蔡英文以817万张的“史上最高得票数”赢得大胜，得票率为57.1%。另两组候选人中，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张善政得票552万余张，得票率为38.6%；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余湘得票60万余张，得票率为4.3%。
在台湾这种“两极政治”之下，领导人选举如果要是差100万票，就已经算是很大的差距了。而这次韩国瑜却输了多达265万票，可谓惨败。事实上，韩国瑜这次惨败，更多的是蓝营整体惨败的一个缩影。
两岸问题上暧昧不清
那么，韩国瑜乃至整个蓝营为什么在这次选举当中惨败呢？有人说，主要原因是从李登辉后期推行的“教科书去中国化”的恶果逐渐体现。应该说，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像这次选举当中，台湾年轻人一边倒地支持蔡英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从李登辉后期到今天，教科书一轮又一轮的“去中国化”能够顺利推行，在之前版本教科书下受教育的群体也并没有进行强力的抵制等事实也表明，问题绝不只限于青年世代。
还有不少人认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赤裸裸地干预台湾地区选举的结果。的确，西方国家在这次选举当中近乎公开地站在了蔡英文一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脸书（Facebook）居然封杀拥有15万成员的“2020韩国瑜后援会（总会）脸书社团”，引发“挺韩”人士不满。脸书却声称，此举是“保护台湾选举公正”的一环。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台湾选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一味地归咎于外部因素，恐怕也是不合适的。
韩国瑜乃至整个蓝营这次惨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两岸问题上暧昧不清，和民进党并无太明显的区隔，甚至和民进党一起“反中”、“抗中”。这种“两面人”的手法，是最令人反感的。
以韩国瑜本人为例，早在参选高雄市长时就提出了著名的“四靠论”，即“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努力靠自己”，利用大陆的经济支持来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这一言论在当时大陆的主流媒体报道的不多，但是后来其当选高雄市长后访美时再度重申这一言论时，引发了大陆网络舆论的全面沸腾，韩国瑜也得到了“韩四靠”的外号，让大陆民众非常反感。而美国却也对其这种两面做法并不放心，更愿意支持“全面靠美国”的蔡英文，于是，韩国瑜落了一个“里外不是人”的窘境。
而曾任国民党主席的吴敦义，甚至比韩国瑜走得更远。比较关注两岸关系的朋友想必应该还记得，他有一句名言：“想当中国人可以回对岸，别害2300万台湾人”。
甚至在败选后，国民党有不少党内干部站出来反思，说我们选举失败啊，有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人这里没有认同感，我们国民党要向民进党学习，进行一场彻底的“去中国化”改革找认同感。第一步先把名字改了，“中国国民党”听着就膈应，应该去掉中国两字，叫“台湾国民党”，或者就叫“国民党”。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听了以后气得大骂：国民党如果连名字也要“去中国化”，这个党干脆解散算了！
在这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一开始的时候，孙文大学校长张亚中、中时电子报社长赖岳谦等不少台湾知名学者都建议，韩国瑜应该正面回应民进党蔡英文一伙“反中”、“抗中”的舆论操纵，明确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这样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被蔡英文压着打，但是一旦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之后，就不难逆转局势了。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韩国瑜还是整个蓝营，并没有接受这种观点，相反的，在两岸问题上追随蔡英文当局一起“反中”、“抗中”，沦为蔡英文当局的尾巴，不仅靠散布“蔡英文也支持过统一”、“蔡英文当选会统一更快”等“抹红”言论来攻击蔡英文，甚至发表了一系列“除非踏过我的尸体”，“对台湾威胁最大的就是中共”等等“神论”。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张亚中、赖岳谦等人所说的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既然你也认为大陆是台湾的“主要威胁”，支持统一是“原罪”，“反中”、“抗中”是正确的……那么蔡英文颁布《反渗透法》等一系列挑动两岸对立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呢？你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问题，那怎么还能指望别人支持你呢？于是，“韩四靠”乃至整个蓝营在两岸这个本该占据优势的议题上一直挨打，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个人私利“比党还大”
如今，选举虽然已结束，但国民党内部斗争却依然未停息，哪怕是惨败大输。
国民党青壮派首当其冲，败选后，不止涉及党务改革的放话漫天飞舞，还把揪“头号战犯”当成第一要务，“老贼下台”、“下架吴斯怀”喊得欢，甚至以激烈的肢体冲撞来“报复”国民党从初选就开始的政治权谋戏。种种身影，让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外的“革新、团结、重返执政”标语成为莫大讽刺。
国民党“内乱”可谓一拨接一拨：郭台铭和王金平的“吃碗内看碗外”，菁英对庶民的不屑，县市长迟迟不肯归队等。除了几场关键造势，韩国瑜团队和国民党机器毫无整合。
党主席吴敦义私心自用：先是他自己有意参选2020而拉韩国瑜卡朱立伦；韩国瑜投入后，他又拉郭台铭卡韩国瑜；其后他又拒绝辅选。有这种把自己看得“比党还大”的主席，国民党的运作，怎么可能追逐政党的最大利益？
国民党如此，也算是陈年旧疾。当选举竞争的个人利益与政党利益相冲突时，从上至下几乎都是把自己看得“比党还大”的。
在威权时期，国民党通过提名地方政治精英参选党议员，并为其提供竞选经费和配票，以保障其顺利当选，将地方精英纳入到政治统治之中，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但随着民主政治转型，尤其是2000年政权轮替之后，国民党党产资源萎缩、党机器弱化，使得党不再拥有权威和能力提名议员，同时也不能以政治资源的给予来换取他们对党的忠诚。参加选举的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赢得选举，他们往往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和资金来源。对于那些参选“国会议员”的人来说，党的标签更多是为了增加选民对其本人的认同；而对于参选地方议员的人来说，选民“选人重于选党”，政党的标签作用明显减弱。
因此，国民党与其“议员”（民意代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从前的“侍从关系”。议员往往把选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民意为借口不支持党中央的决策；或只顾自身的政治前途与党唱反调，阻碍党的政策主张的形成与执行。这些造成了党内意见不一致，个人意志与党意志时常发生冲突。
国民党自马英九后，党内斗争更为加剧。团结的国民党尚且未必能对付得了执政的民进党，更何况如今国民党内的大佬们各个私心自用？
没基层、没钱、没人
政党轮替之前，国民党在各政府机关、各行业、各企业中都有党组织，以党领政，党国体系相对完备，并保证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皆能完整贯彻党的意志。政党轮替后，迫于反对党和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从军队、媒体、行业、企业中撤出，大量党组织被迫取消或自动解散，党组织只在四个层级保留：中央—县市—区—里。在都会区，里以下的党组织已经不存在实体性组织，在县区，乡以下党组织也大多瓦解。
与此同时，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严格的组织生活基本消失了。党的活动大多转换为联谊会形式，组织的约束力和效率大幅度减弱。
2000年丢掉政权后，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组织了国民党改造工作，其内容大致包括：（1）大幅度精简人员，国民党专职党工从2000多人骤减为500多人，从县市党部到乡镇党部，大批党工失业，一个乡里只保留一位专职党工；（2）精简组织层级，取消省党部，党中央的大量一级单位（比如妇女、青工、海外部门）降为二级单位；（3）设立国策基金会，安置大批失去工作的国民党政务官，同时组织他们研究国策和政策，一方面借以支持“立法会”国民党议员与民进党争斗，一方面为下一轮选举执政储备人才。
面对政权交替，国民党的几千亿党产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党产中有一部分是由后来的经济发展而来，但主要被民进党攻击的是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来台接收时所承接的公家财产以及后来一党专政时期占有或垄断的巨额资产。一直以来，民进党都将党产问题作为攻击国民党的重要手段。有人戏称，国民党的党产是民进党的提款机。
在民进党的施压下，国民党卖掉了大部分党产。缺乏党产的国民党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能力与资本力量博弈，逐渐成为资本家影响渗透的对象。缺乏党产，也使国民党无力再凭借财力和资源动员地方派系，而失去地方派系基础的国民党，越来越依赖资本家的政治献金来进行政治动员。目前，国民党的经费主要来自三块，一块是党费，所占比例很小；一块是竞选中的财政补助；再有就是政治献金了。
1月11日当天，中国国民党拿到了33.36%的政党票，仅次于民进党（33.98%）。按照规定（每获得1票，补助50元），每年可以拿到2.3亿元（新台币，下同）的补助款。但国民党前两天公布的2019年财务收支状况是：全年收入7.9亿元，支出是22.5亿元！更闹心的是，作为社团法人，国民党还得支付退休党工的退休金，每年15亿元！区区2.3亿元补助款，可能一个月就花完了。
因此，金钱的影响越来越大，资本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导致政党自主性逐步弱化。
在民主转型后，政务官系统已经从传统的党内推荐转向由社会管道输送。原先党的人才培训机构，比如“革命实践研究院”（类似于中央党校）都已精简，有的连校址都已卖掉，训练只能到外面借场地进行。过去的培训多则半年，少则一个月，现在则仅有一天。作为党的后备军的团系统也式微了，已经蜕变成为青年或青少年的联谊活动。
党在选拔、推荐人才上的作用也大大减弱了。过去党有能力推荐人才，将地方精英有效纳入统治体系之中。但在民选政治条件下，党不再有资源和能力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参选人主要依靠自身实力，党也不能再根据对党的忠诚度来提拔人选，参选者也不再凭借与党的关系和忠诚度当选。胜选者要拥有广泛的人脉和金钱，没钱没势的优异者很难进入，因此也很难做到选贤任能，反而容易导致党内凝聚力差、个人意志与党的意志不相协调。
而20多年来，民进党全力在民间经营，并与社运团体结盟，打下他们深耕台湾的基础。反观国民党，大佬名下的基金会，除了联谊或举办演说，他们做了什么关怀台湾、联结社会的工作？做了什么培育人才、发展论述的播种及耕耘？都没有。
日益“老迈”的国民党还有机会吗
这次大选，国民党栽在民进党的“抹红”及“亡国感”宣传下，年轻世代的“反中”意识几乎全被绿营收编入伍。这支“反中”大军，除了100万的首投族，甚至向上扩散至三四十岁的族群。然而，国民党对这样的“认同板块位移”毫无所觉。这种疏懒的态度，怎么可能说服新世代选民？当“反中”的“世代对立”越来越严重，蓝军的基本盘又怎么不日渐崩毁？
接连两次大选，泛蓝的得票相加都小于绿营，包括亲民党和新党都泡沫化，可以看出台湾“绿大于蓝”的版图已渐成形。
此次大选，国民党不仅在领导人选举中战败，“立委”选举中也惨败，国民党传统派系几乎难抵年轻世代的反扑，国民党传统旧势力选区几乎都被民进党新世代拿下；此外，民进党政党票也不如预期，让台湾民众党、时代力量抢下席次，同样代表着世代革命的成功。
年轻世代愿意强烈站出来投票，对于政治高度关注，对政治有不同见解，讨厌派系、旧势力是主要。民进党此次政党票不如预期，与国民党一样只拿到13席不分区，可见年轻选民其实也认为民进党代表旧势力的一部分，年轻人愿给小党机会，民进党若持续以党内派系主导，年轻选票一样会反扑民进党。在新世代面前，民进党与国民党一样面对挑战。
目前，国民党中常会的结构已经相当扭曲，企业及社团人士比重过高，具有民意基础的新生代政治人物反而挤不进去。久而久之，国民党中常会变成了企业界或地方人士争逐政治关系的会所，而非作为党内反映民意、沟通政策、发动攻守战略的场域。简言之，国民党中常会的“俱乐部化”，是国民党大脑失调的主因，也是蓝营政策论述因应迟缓的症结所在。如果不能从中常会开始改革，后续的路线调整都是空谈。
未来的国民党，祸福未卜。
（参考资料：王钦，《国民党的危机又岂是人的问题》；鹿野，《“韩四靠”惨败证明，两面人没有出路》；杨平，《从执政党到议会民主党的转型之痛：台湾国民党转型的经验与教训》；《没有生根及成长欲望的国民党如何再起？》；《看台湾2020选举：蓝绿都难逃年轻世代反扑》；《后吴敦义的国民党，问题比想象复杂》；《选举结束 斗争没停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