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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摩天大楼的“挣扎”:高楼崇拜背后的危机

1970-01-01 作者: 查看次数:次
导读

由暗杀等转为“心战、策反、煽动”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其情报部门对大陆的间谍活动一刻没有停止过,其中尤以“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及其前身、“国民党中委会大陆工作会”为“急先锋”。

1949至1969年,是台湾派遣军队、海匪和武装特务,从海上、空中对大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窜犯袭扰活动的20年。他们秘密搜集枪支、制造炸药、调查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和行踪,寻机行刺。

1955年4月,中国台湾“保密局”得到消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将包乘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赴万隆出席会议。喜出望外的毛人凤亲自坐镇指挥,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11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越北婆罗洲时发生爆炸。周总理因应邀先去仰光临时改变路线,才幸免于难。

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承认此事。台湾间谍的暴力突击行动一直收效甚微,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戛然而止。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海峡两岸由军事对抗逐渐转为政治对抗,台湾情报机构充分利用机会,向大陆派遣了大量特务,搜集我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造谣、煽动性宣传成为台湾情报部门的首要任务。仅1986年1月至9月,某地区就查获台湾“心战”宣传品600多件。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台湾情报部门逐渐沦为“台独”势力搜集大陆情报、“反制”两岸和平统一的工具。

这些间谍人员主要分两类:一是旅游、探亲、交流访问的人群中发展短期搜集情报者。一次付给至少五六万台币的报酬,这对许多台湾人有很大诱惑;二是以台商身份进入大陆,表面上从事商业活动,实则从事间谍活动。

2003年12月15日,广东、福建、海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八省市同时行动,抓获了以“台商”名义从事间谍活动的宋孝濂、王长勇等24名台湾间谍和19名涉案的大陆人员,摧毁了台湾间谍机关在大陆布建的秘密情报网。

随着编外间谍一批批落网,2006年5月初,台湾“军情局”打破了10年来未向大陆派遣编制内军官的惯例,派出“军情局”四处上校副处长朱恭训以台商身份经香港赴大陆“考察投资”,这个台湾“情报界精英”踏入大陆尚不足一个月就落网,成为近年来台湾“军情局”人员在大陆被捕的最高级别军官。

失败的台湾间谍多达1.9万人

近年来外围谍报人员被吸收进“军情局”并源源不断地派赴大陆。台湾对大陆情报工作共有六大计划,这六大计划分别名为“夏阳”、“黎明”、“先基”、“晨曦”、“春风”和“复华”,其中一些方案已经由情报单位秘密执行多年,而另一些则是新出台的。

“夏阳”计划指的是在大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9种重要战略目标中积极发展情报组织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列出20个优先发展情报力量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南京、广州、芜湖、遂溪、湛江等。这些城市要么是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科技中心,要么部署有解放军先进的战斗机、导弹或者新型军用舰艇,军事意义十分重要。

“黎明”计划主要是针对在两岸发生冲突时,如何为台军特种部队发动反制攻击提供目标情报服务。该计划选择了大陆东南沿海包括舟山、汕头、厦门等9处地点作为台特种突击的主要目标,集中搜集这些地区的陆地和水文资料,以备台军登陆作战之需。

“先基”计划是指加强在大陆沿海的导弹阵地、雷达场站、指挥中心、通讯枢纽、军港以及机场等6种主要军事目标区搜集“预警性军事情报”的绝密计划。

“晨曦”计划重点策划一旦两岸战事爆发,如何迅速将台在大陆潜伏的情报组织启动为具有“实际行动”能力的“敌后武工队”,以便在大陆重点地区进行爆炸、投毒以及暗杀等破坏和颠覆性活动。

“春风”计划企图策反大陆要害部门中的立场不坚定者,解放军、宗教人士以及少数民族人士都是该计划的重点目标。

“复华”计划特指台湾情报机构物色、训练以及派遣情报人员到大陆进行谍报活动的专案计划。

据台湾“军情局”内部人士透露,这六项计划只是台湾对大陆情报工作的冰山一角。自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台之后,台湾情报机构在当局的指使下,对大陆疯狂进行刺探和破坏活动,其中还有“神斧”、“班超”、“光武”、“三民”、“海狼”、“长风”、“威远”、“定远”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情报计划。包括前面六大计划在内的众多所谓“专案”、“行动”,都是由台军8家情报机构具体组织实施的。

这8家情报机构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当属成立于1954年的“国家安全局”和前身为“军统”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另外6家则是主管海陆空三军情报署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室、主要负责对内反间的“法务部”调查局、分支遍布台湾各地的警备司令部、主要负责心理战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专职大陆沿海目标情报搜集的“行政院”海巡署以及台湾“陆委会”中的情报单位。

根据各单位分工,“先基”计划由“国防部”军情局负责组织实施。“黎明”计划由“国防部”参谋次长室和“行政院”海巡署共同执行。至于“夏阳”计划这样涉及面广、搜集内容多的计划,则由几家机构根据各自在大陆情报力量的布建情况共同进行。

每一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有几十名甚至几百名情报人员参加。一般来说,在各项计划出台之后,台湾情报机构就开始对相关人员进行“魔鬼”训练。比如,在台湾的阳明山区就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间谍训练基地——山竹山庄。它隶属于台湾“军情局”,里面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情报专家。

该基地藏在大山深处,与世隔绝,里面有一个靶场,新学员要在这里完成射击和爆破训练(海上训练在澎湖湾进行)。接受培训的学员被带进这深山老林,一人一间屋子,吃饭、休息都不许出屋。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密集训练。教官和学员采取一对一交流的方式,并且都戴着斗笠,谁也看不清对方的模样。

虽然台湾的情报机构组织庞大,计划繁多,但事实证明,他们再怎么“调整”和“训练”,还是摆脱不了被挫败的命运。据《环球时报》报道,自1949年至今,已有超过3000余名间谍败露,因失手被捕、死亡、失踪的台湾谍报人员,多达1.9万余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湾当局对间谍们许下的种种承诺总不愿兑现,许多人在退役后甚至连养老保险都没有,就像“打发狗一样”,令许多间谍寒了心,也使原来准备加入间谍组织的人打了退堂鼓。

此前因在大陆从事间谍活动被判无期的台湾间谍李俊敏被台湾认定“因公殉职”,当其在大陆被释放,“死而复生”准备返台时,却遭到“台湾当局”的种种刁难。为此,台湾《联合报》2006年12月9日发出感慨:“台湾当局对谍报人员用完就丢,当权者都需要他们,可是用完就远离他们,甚至糟蹋他们。”

“窥探者”和他们身后的“暗眼”

长洲要塞的白鹤岗炮台,穿越近百年烽火,牢牢屹立在江口。距离炮台800米左右,就是某造船厂。绕过船厂和整个长洲岛,珠江主航道继续往东,流经南沙区域,便是造船基地。黄埔和南沙是广州船舶工业集中区。然而,个别利欲熏心之徒,有的甚至还是船厂职工,却“卖身”求财,成为台湾间谍的爪牙。

张达坚的目标,就是长洲岛。这个岛上,有造船厂,还有著名的黄埔军校、辛亥革命博物馆和其他军事基地,遍布军事设施。沿着渡轮和上岸后的观察线路。张达坚全程用手机拍下了有“价值”的目标。

差不多同期,梁源华去了长洲岛和龙穴岛,观察和记录了两地船厂内造船和泊船情况;秦小涛也用手机和笔记录了长洲岛各大码头军舰停靠等情况。

他们几位是如何被幕后黑手所控制的呢?

2017年元宵节前夕,张达坚通过一则网上招聘信息,在微信名为“Mr.李”的台湾人那儿获得了一份“兼职工作”。谈好报酬,那位神秘的“李哥”频频向张达坚布置任务。张达坚按照指定“作业”要求,划定专程线路,“用心”观察记录,每次发送的照片在30张左右,通过手机邮箱发给对方。

梁源华最初是在QQ上结识昵称为“实现梦想”的老板,然后被发展为台湾间谍的情报员;秦小涛则自愿做了昵称为“美丽花儿”、实为台湾间谍的“兼职人”,为其搜集和密报“船讯”。

他们十分谨慎,避开了大众常用的网络平台和邮箱,通过所谓的“安全”渠道,向自己背后那位“看不见的主人”,及时报送了在黄埔和南沙等地获取的信息和情报。“对方布置给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找四个码头停靠地点的舰艇,具体在哪个位置、每个码头(舰艇)具体几点到几点、停靠的位置。”梁源华说。

除了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一些重点的民用工程也成为台湾间谍的目标。广州水乡,河汉密布。张达坚根据台湾间谍机构不断布置的“作业”,一次次过江、一次次上岛,四处观察、记录。他过渡到长洲岛新洲渡口、鱼珠码头等地观察记录100多次后,就按照“上家”的新派任务,前往长洲岛下游观察。

这一次,间谍派发的“作业”目标,是位于珠江主航道上方的黄埔大桥。该桥地处长洲岛和东江汇入口之间,是一座长达7公里的大型斜拉索桥,为京珠高速广澳段的控制性工程之一。张达坚详细记录了黄埔大桥经纬度位置、建筑外观、运输流量、周围驻军等情况。

张达坚又先后前往广州市火车南站、从化蓄能水电站等交通能源设施观察和拍摄,主要关注地形地貌,基础设施的外观和内部结构、功能发挥、周边驻军等实地情况。按照台湾间谍的要求,他还不失时机地搜集了2017年广州某大型活动的大会安保情况。

秦小涛也在加紧完成间谍增派的“作业”——全面搜集广东能源、科研等研究性资料和信息。他在完成码头观察任务后,马不停蹄地赶去图书馆、书店,搜寻机电、煤炭、化工、贵金属等方面的研究性文献书籍,先后向台谍提供有关资料约100份。

在广州工作的“90后”青年冯青峰(化名)也被台湾间谍“詹姆斯”雇佣,前往湛江某电厂,按要求对6个目标进行了观察和拍摄;还对附近的另外两家公司进行拍摄;又按“詹姆斯”要求拍摄当地海关和政府车辆。

其他几位“窥探者”也都分别通过指定传输网络,及时报送给了各自背后的“暗眼”。这些窥探者分别拿到了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报酬。在造船厂工作的梁源华坦言,2000元的诱惑也不小。这些重要基础设施一旦数据参数泄露或遭到破坏、丧失功能,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和公共利益。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窥探者”一次次执行任务。

令人痛心的“出卖”一再上演,却逃不过国家安全机关的眼睛。经有关部门鉴定,张达坚向台湾提供的资料为机密级1项、秘密级1项;秦小涛向台湾提供的资料为机密级1项、秘密级1项;梁源华向台湾提供的资料为秘密级1项。目前,检察机关对张达坚、秦小涛、梁源华向法院提起公诉,依据刑法相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什么样的人容易被境外间谍机关盯上

据《国家安全》期刊发文分析,这些年台湾间谍既使用了传统的间谍手段,比如金钱收买、感情拉拢、色情引诱等,也与时俱进地使用了很多新技术,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微信等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便捷性展开活动。极力向大陆渗透,大肆策反发展人员,布建间谍情报网络,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

退伍军人、留学生、高校师生、军事爱好者、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单位人员、政府机关人员、年轻网友均有着相当的“吸谍力”。比如,台湾间谍情报机关特别瞄准大陆赴台青年学生群体,利用两岸扩大交流交往的有利条件,组织安插大批间谍情报人员在台湾岛内高校活动,以各种掩护名义哄骗利诱大陆赴台学生,利用学生从事间谍情报活动,性质极为恶劣。

2009年至2013年,台湾多名间谍人员在台湾大学、义守大学、宜兰大学、铭传大学等20余所高校活动,通过问卷调查、提供兼职等方式接触大陆学生,之后有偿索取大陆政治、经济、军事相关政策和涉密信息。最终国家相关部门破获相关策反案件近40起,涉及大陆15个省市。再早些的还有2003年底,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批台湾间谍案件,抓获了24名潜伏在祖国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台湾间谍和19名涉案的大陆人员。

需留意的是,网络媒介往往与传统的“人力情报”搜集模式相互勾连。比如,台湾间谍通过技术手段将自己的微信、QQ号码位置“拟定位”到大陆军工科研单位或其他重要目标周边,通过微信“摇一摇”、“附近的人”或网上交友征婚等形式,吸引目标单位内部人员与之建立联系。

比如,被媒体曝光的陕西阎良某军工单位职工周伟的案例。一次偶然的微信“附近的人”搜索,使他结识了名为“羽晴”的女网友。由于女方营造出的对周伟工作的崇拜,出于炫耀与交友目的,周伟多次毫无防备地向其透露自己工作内容。

2015年9月,周伟被临时抽调对某军用飞机进行改装工作期间,羽晴多次联系并询问该飞机的数量、新老型号区别、装备变化等信息,周都如实相告。国家安全部门调查显示,二人微信聊天中,周泄露的涉及军用飞机生产、装备信息共11条,其中4条信息被确定为秘密级。

被查的间谍案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公务人员,以直接、间接的形式被拉落水,心存侥幸地为台谍奔走,谋取物质利益。2015年,大陆学生小朱到台湾一所大学做交流,有一次去台湾大学听公开课,认识了一个做大陆研究的台湾学生。

小朱正在为写论文发愁,因为采访不到当地的高层人士。这个同学给他引荐了原住民“立法委”助理徐子晴(真名:徐韵媛),在她的帮助下,小朱很快采访到了好几位平时自己想都不敢想的台湾高层人士。随着交往深入,徐子晴某次突然询问小朱可否帮忙了解大陆国安,小朱产生了怀疑,但还没断来往。

2016年,徐子晴帮小朱拿到了台湾一个两岸学生夏令营的邀请函,作为回报,小朱邀请了一个在国家某重要机关工作的熟人一同去台,这名熟人叫小丁。随后徐子晴用在大陆开化妆品公司请小丁入股为诱饵,吸引小丁频繁地给徐子晴发送单位带着密级的红头文件。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小丁先后向徐子晴提供了多份内部文件资料,其中秘密级一份,机密级4份。由于他们的交易被安全部门发现,小丁没有等到徐子晴给他回报,就已经沦为阶下囚。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成功破获了一批重大间谍案件,挖出内奸、切断渠道,防止危害扩大,依法惩治了间谍犯罪分子,有力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的忠诚坚守和默默奉献。同时,“台湾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任何搞政治操弄,制造“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参考文献:钱亚平,《两岸谍战:从暴力走向网窃》;胡润民,《两岸谍战60年》;张帅,《百余起台湾间谍案告破的背后台谍窃取大陆情报有多种手段》;吴峻松,《台湾间谍的悲剧人生》;王宏德,《同根相煎:台湾间谍在大陆》;人民日报,《谁出卖了国家秘密?间谍策反活动画面首次曝光》;洪奕宜,《生在广东的台湾间谍案!国安部门披露细节!央视曝光策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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