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断粮”危机
2019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正面临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赤字，呼吁会员国缴纳拖欠的会费，否则，联合国可能无法支付员工下月工资，联合国工作和改革也将面临风险。据联合国网站显示，193个成员国中，已有130国缴清会费，但仅占联合国年度经常预算的70%，现金缺口达2.3亿美元。
财政是联合国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撑，资金短缺将严重影响联合国履行职责的能力。联合国经费主要分为三大块：经常预算、维和经费、专门机构经费。拿经常预算来说，各国应缴纳的具体数额由大会的第五委员会（即会费委员会）制定，依据是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支付能力等因素，最低不能低于0.001%。
截至去年10月，往年累计旧账，经常预算未缴总额高达13.85亿美元，美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伊朗、以色列和委内瑞拉7个国家占了其中的97%。其中，美国共计10.55亿美元，占全部欠费总额的76%。
原因不难理解，作为缴纳会费和捐助款项来源大户，美国很不满意——美国感觉投入了巨额金钱，却没有收获到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此频频“退群”表示抗议。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完全脱离美国的掌控，一致接纳巴勒斯坦为其会员，美国随即退出该组织。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这种强硬的惩罚措施越发鲜明。2017年12月，时任美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宣布，美国将对联合国两年期运营预算进行“历史性削减”，要求后者削减其运营预算、按照美国的方案进行改革。按照2020年预算案，白宫要求在2019年资助金额的基础上削减联合国维和摊派27%，常规预算和专门机构资助各削减25%，停止向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妇女署在内的一些项目和基金注资。
维和行动的开支要远超经常预算。2015年度维和经费高达80亿美元，而2019年度核准的经费降了不少，只有65.1亿美元。为了节约开支，去年以来，联合国关闭了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海地的维和特派团，压缩了苏丹、刚果（金）等特派团的规模。尽管如此，联合国目前还有14项维和行动正在运作，大约10万来自120多个国家的维和军警和文职人员参与其中。
与经常预算相较，维和行动的经费摊派存在很大不同，五大常任理事国承担的责任远超其他国家。2019年，“五常”承担经费比例超过全部经费的57%，其中美国27.8%，中国15.2%，英法俄三国共计14.45%。在维和领域，美国依旧是“欠费大户”，较经常预算欠账更巨。
最近几年，现金短缺问题一直让联合国头痛不已，由于资金供应不足的压力，联合国的运作已经受到影响。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之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投票权。为了避免失去投票权，多数国家会将欠款控制在一定幅度内，美国通常会从10月的预算月开始大幅拨款，弥补上大部分缺额。总的来说，美国自然不愿意失去对联合国的影响和掌控。特朗普政府总体的目标是通过“断粮断炊”逼迫联合国朝着自己意愿的方向改革，并相对压低美国的摊费比例。
联合国方面为了缓解压力，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包括增大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储备，调整经常预算不同部分优先次序等等。不过，不平衡的缴纳比例导致联合国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别大国，特别是美国。美国不掏钱，联合国很快就会陷入财政危机。
不成比例地依赖个别国家的供资模式，是当前联合国最大的问题，它决定了联合国始终难以摆脱这种被“断粮断炊”的窘境。
联合国组织的困境：美国频频“退群”
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仍不断加重的时候，2020年7月7日，美国宣布将正式退出世卫组织，2021年7月6日生效。根据美国1948年加入世卫组织时通过的国会联合决议，美国退出世卫组织需要提前一年通知，同时支付美国应该支付的所有费用。而根据世卫组织官网数据，截至6月30日，美国还有近2亿美元会费未缴纳。
美国是世卫组织的最大资助国，2019年提供的资金超过4亿美元，占到世卫组织总资金的15%。而在世卫组织网站公布的2020—2021年度评定会费表格中，美国会费占比22%，中国占比12%。BBC指出，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使得世卫组织面临资金困境，同时影响其众多推动全球健康、抗击疾病的项目。
事实上，自上台后，特朗普“退群”成瘾，先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定、中导条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条约。
纵观美国已宣布退出或威胁退出的机构机制，无一不是美国没有否决权、在程序上不享有特权的平台。美国通过退出或威胁退出之举，扰乱、架空相关组织的正常运转，逼迫国际机构或机制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改革，这便是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体现。
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促进全球及各国人权事业的首要多边平台，成立于2006年。早在2006年理事会成立之时，小布什政府便拒绝加入，指责该机构接纳“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为成员国，直到2009年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才加入。而且，即使如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与其他联合国会员国一样，必须接受人权理事会对本国人权状况的“普遍定期审议”。在2015年5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发言对美国的诸多人权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包括过度执法，种族、宗教和性别歧视等问题。
秉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更是将该机构视为眼中钉，一直要求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但不被理睬。去年以来，人权理事会通过多项决议，批评以色列在其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造定居点，呼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结束以色列的占领。美国认为此举“难以接受”，称“人权理事会已经变成反犹太、反以色列的论坛”。 此后，美国与人权理事会之间的裂痕再度加深。
美国一退再退的举动从反面证明，随着广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影响力日增，美国滥用霸权、奉行双重标准的惯常做法已引发越来越多争议和抵制，甚至在盟友之间也引发分歧，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不得人心。
联合国话语权的变迁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国家/地区中，2018年有45%的人将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视为“主要威胁”。
津巴布韦长期以来都是美国事务的批评家，2017年时，它也是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政策的一员；在拉丁美洲，美国的“死对头”委内瑞拉于2019年10月，被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进”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显然，有区外的许多国家，用这种支持“美国眼中钉”的方式，来“报复”美国。而曾经和美国荣辱与共的“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对华盛顿的态度就是“不耐烦、失望和恼火”；美国自己也开始困惑于“为何联合国各个成员日益发现美国是不可信任的伙伴”。
成立之初的十余年里，联合国基本反映“英美价值观”，当时的成员国多数来自西欧及美洲，在冷战意识形态对垒的格局中，从理念到规范几乎处处站队西方阵营，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中高级官员超过四分之三也来自于英美及西北欧国家，因此，联合国与英美外交政策有着很高的协调程度，逼得苏联在 1946-1970 年亲自行使安理会否决权 107 次，苏东阵营甚至曾经指责联合国是“美国国务院的分支机构”。
时过境迁，今天对联合国满腹牢骚的早已不再是俄罗斯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反而是美国要变成联合国历史上最爱“退群”的国家。
冷战初期，即使像苏联那样拥有安理会否决权，也不一定能够在联合国抵挡美国意志。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主导的“377 号决议”，在相当程度上架空了苏联的安理会否决权，从此在紧急情况下，美国可以绕过安理会，直接取得联合国大会授权。
1950 年代中后期，联合国开始快速扩容，新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加入，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多样性明显增强。美国及其盟友在联合国大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从此开始遭到稀释，往往需要与抱团的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才能在绕开安理会苏联否决权时，避免在“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上再遭到阻拦。
缅甸外交家吴丹 1962 年正式担任秘书长后，在秘书处高级官员选任中，确立了各大地理区名额平衡调配的原则。英美籍专业技术官僚在秘书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此时的美国及核心盟国，不但在联合国大会的稳定多数地位严重动摇，而且对秘书处行政层面的强力掌控也被打破。尤其重要的是，行政机关的“换血”，带来了组织文化的深远变迁，生成了联合国行政机器的主体意识。
1971 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与发展中国家集团 （77 国集团） 密切协调立场，以中立阵营发展中国家身份行使权力。美国及其核心盟国对联合国的影响力由此大大衰落。
1981 年，罗纳德·里根就职美国总统。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新保守主义女杰珍妮·柯克派屈克表示，无法接受对联合国出资不到 10%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反而在话语权和决策权上完全压过承担联合国 85%预算的工业国集团，要求以出资权重新调整联合国的表决权。
苏东剧变和摧枯拉朽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国势突然又伸张到二战结束以来的巅峰，联合国舞台上流行一时的反美论调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 1990 年代初期对美国体制、文化、国力的普遍性向往乃至崇拜。美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影响力也开始明显复苏。
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后，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又重新动摇。201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顾美国和以色列强烈反对，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国，美国自此停止对教科文组织资助，并最终于 2019 年正式退出该组织。
西方推动全球化方式出现偏差
美国为何频频退群？
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撰文指出，美国想构建一种美国领导下的单极霸权体系的“世界秩序”，而不愿受到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尤其在安全等问题上经常绕开联合国及其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自行其是。
傅莹指出，“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这个秩序最初是二战后由战胜国主导设计，基于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而创建的，对保障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是一种美国领导下的单极霸权体系。这个“世界秩序”的内核是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和共同价值，在观念上是排他性的，把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安全利益之上。
傅莹指出，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最鲜明的趋势性特征是经济全球化，美国和西方集团最初是其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然而，近年国际形势中的动荡因素上升。一方面大国地缘战略矛盾回潮，全球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挑战令现存国际秩序应对阙如。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进入结构性低迷，国与国之间增长不平衡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突显，尤其是发达国家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兴起。
傅莹指出，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表明，全球治理体制已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改革是大势所趋。推进变革须找准症结，在这方面，与其说现行国际秩序发生了失序，不如说这个秩序当中最强国的目标出现了错位；与其说经济全球化有了问题，不如说西方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出现了偏差。不能说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准则就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未能得到认真履行。
美国在二战中赢得世界强国的地位，冷战中扮演了西方领导者的角色，冷战后一直努力成为“世界领导者”。傅莹指出，必须看到，美国所谓“世界领导者”地位，背后隐含着的是霸权国争取权力最大化的新现实主义信条。美国赖以维系“世界领导者”地位的支柱是：干预全球局势的超强军力和盟友体系；支撑世界经济运转的雄厚实力和广阔市场乃至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体系”。如前所述，美国在斗垮苏联这个主要敌手之后，心态膨胀，试图领导西方改造世界，走错了路，给世界带来混乱，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日前表示，“多边主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应该也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王毅指出，联合国成立75年来，以对话谈判消弭分歧，用斡旋调解定纷止争，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面对下一个75年，国际社会应共同行动起来，坚决捍卫多边主义，维护人类发展进步正确方向。
“美国优先”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破坏全球多边合作的团结氛围，给全球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已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反对。
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易显河表示，面对新的危机，如何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国的答案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参考资料：杨春白雪，《从美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看联合国的现状与未来》；傅莹，《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李嘉宝，《捍卫联合国权威，应对全球性挑战》；李因才，《联合国要“断粮”了吗？》；张腾军，《美国“退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改革困境》；李青岚，《美国会退出联合国吗》；韩一元，《还有多少“群”可供美国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