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善交朋友。在他结交的朋友中，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有社会各界名流、专家学者和工商界重要人士，以及过去反对共产党但后来改变立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共产党主张的人……
本期知音老年带您走进社交能手周恩来的党外朋友圈，看看他与党外各界人士的交往。
▼对末代皇帝一家的关怀
1960年1月26日农历除夕，金蕊秀和溥仪、溥杰及其他姐妹们一起应邀来到全国政协。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他们一起吃饺子，共同欢度春节。金蕊秀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显得十分拘束。周恩来一见到她，便问：“你行几？”她答：“行三。”周恩来笑着说：“喔，老三哪！”她也笑了，不那么紧张了。
周恩来告诉她，关于她的工作安排，是毛主席的意思，又说：“你在区政协（北京市城东区），我在全国政协，彼此都是同事哪！”她又笑了。
(傅仪三妹金蕊秀）
周恩来看着她说：“满族人的脸，一眼就能看出来。像舒舍予（老舍），一见面，我就问他是不是满族？果然是的！可是，你看上去不像满族，大概是小时候吃汉族人的奶，吃多了，就像汉族人了。”金蕊秀忍不住又笑了。周恩来很亲切地跟她聊天，使她忘了坐在身边的是国务院总理，仿佛是在跟老朋友唠家常。
1962年2月12日，周恩来邀请溥仪一家到中南海做客，他与溥仪、金蕊秀同桌。周恩来谈起了溥仪的工作问题，问他愿意做什么，溥仪说：“愿意当工人。”总理马上问：“你的算术怎么样？”溥仪摇摇头：“我没有学过算术。”周恩来说：“工人看图纸，要懂算术才行。你还愿意做什么？”溥仪答：“我在战犯管理所学过针灸，我可以到医院里工作。”周恩来思索了一下说：“你愿意到医院工作，当然好。你给别人治病，治好了，没事儿；如果治坏了，那就不合适啦！”话音刚落，大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溥仪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
周恩来十分关心溥仪的婚事，说：“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要找个对象，要有一个家。”接着，周恩来又问溥杰的生活情况，知道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在日本后说：“可以把她接到中国来嘛！”后来，当嵯峨浩来华以后，周恩来总理特地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傅杰和妻子嵯峨浩）
▼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那时，周恩来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并担任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和宋庆龄见面机会较多。
据宋庆龄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觉得“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宋庆龄坚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政策，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抗战初期，周恩来及时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和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以后，周恩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宋庆龄保持密切联系，宋庆龄也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文革”初期，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把在上海的宋庆龄父母墓地砸烂了，有的红卫兵还扬言要到她家去贴大字报。周恩来知道后，在一次对红卫兵的讲话中，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周恩来说：“自从与我们合作以来，孙夫人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她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大，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的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劝阻。”
（宋庆龄一家）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保护下，宋庆龄在北京的家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她父母的墓地也很快得到修复，还重建了墓碑。对此，宋庆龄十分感激。
“文革”后期一个秋天的下午，宋庆龄漫步到自家宅院的湖畔时，见到几位工作人员正在拉网捕鱼。不一会儿，他们捕到了一条大鱼，高兴地对宋庆龄说：“首长，这鱼多大呀，今晚让李妈给您烧鱼吃，补补身体。”宋庆龄笑着说：“谢谢大家，这条鱼还是先留着吧！”回到屋里，她就嘱咐秘书说：“那条大鱼请尽快送到总理那里去，总理现在更需要补养身体。”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宋庆龄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她忍痛撰写了《怀念周总理》一文，倾诉了对这位伟人和挚友的深厚的革命情谊。
（宋庆龄追悼周恩来）
▼帮杜聿明联系女婿杨振宁
杜聿明与夫人曹秀清均是陕西人，感情甚笃，只是解放前夕因情况特殊，各住一地。杜聿明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1949年1月被俘后，在北京战犯管理处改造。
（杜聿明和曹秀清）
曹秀清曾在榆林女子师范和南京法政讲习所就学，大陆解放前夕，她带着身边的4个子女飞去台湾。杜聿明的大女儿杜致礼于1946年进入北平辅仁大学，1947年到美国继续求学，1949年，与当年在西南联大附中的老师杨振宁结婚。
（杨振宁和杜致礼）
1956年，杜聿明第一次给女儿杜致礼写信。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封信几经周折才送到杜致礼的手里。看见父亲多年不见的熟悉笔迹，信未拆开，泪已落下。杨振宁夫妇把收到信的那天作为家庭的“纪念日”。
就在当天，杜致礼给台湾的母亲曹秀清写信说：“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曹秀清对“老朋友”这个词自然心领神会。她借着奉蒋介石之命动员杨振宁回台北的机会，只身前往美国普林斯敦。
周恩来得知此讯息，立即派人前去联系杨振宁，动员杨振宁回大陆。周恩来派去的特使，就是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时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1957年，杨振宁博士出席诺贝尔奖授奖仪式，张文裕前往授奖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张文裕启程之前，来到北京战犯管理处与杜聿明会晤，希望杜聿明以岳父的身份，给杨振宁去函，由他面交。
（杨振宁和张文裕）
杜聿明此时才知道，自己的女婿是杨振宁，心里自然很是快慰。他经过人民政府8年的思想教育，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与过去大不相同，所以欣然提笔，写了一封虽短犹长的信：
“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民族的，希望你注意政治。”
杜聿明很快收到杨振宁的回信。杨振宁向杜聿明表示感谢，并说岳父的关怀尤使自己感动。此后，杜聿明不断地给杨振宁夫妇和曹秀清写信，满怀热忱地把新中国的成就告诉太平洋彼岸的亲人。
1971年，杨振宁作为美籍华裔学者，第一个回到大陆，而没有出现在台北。
（杨振宁回国）
▼团结刘文辉起义反蒋
刘文辉是四川大邑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和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康省政府主席等要职。在争夺西南的统治权时，他与国民党中央和四川地方军阀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刘文辉）
为了争取刘文辉参加抗日斗争，周恩来从1938年开始与他交往。1942年，周恩来约刘文辉在重庆就“万一蒋管区出现投降局面，西南五省如何继续坚持抗战救亡”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恩来详细阐明了我党《七七宣言》中三大政治口号的重要意义，并针对刘文辉的顾虑，表示不在他的部队(即二十四军)中发展中共党的组织，这使刘文辉大为放心。经过双方同意，1942年6月，周恩来派王少春去雅安设立了秘密电台，建立了中共中央与刘文辉的直接联系。
尔后，周恩来又先后派王若飞、张友渔等到成都，与刘文辉研究如何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和保卫大西南的问题。1946年春，蒋介石在重庆找刘文辉谈话。周恩来知道后，当晚就把刘文辉找来，告诉他做事要讲民主，有人民支持方站得住脚。他希望刘文辉把西康搞得比蒋管区好，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1946年11月，刘文辉到南京开会时，周恩来又一次会见刘文辉，对他说明：在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只能一营一团地消灭敌人，现在我们已经能整师整军地吃掉敌人。他告诉刘文辉：“现在是民主时代，你回西康好好搞，将来是有光明前途的。”这次谈话，使刘文辉坚定了走和平起义道路的决心。
1949年12月，刘文辉联合当时四川的实力人物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彭县宣布和平起义，为解放西南、实现祖国统一立下功劳。
（刘文辉发动和平起义）
解放后，周恩来与刘文辉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75年，刘文辉患了癌症，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医院尽一切办法全力治疗，并嘱咐医院随时将病情向他报告。谁知，周恩来却先他而去。噩耗传来，刘文辉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告，叫人用小车推着，冒着严寒来到周恩来的遗体前，深深地三鞠躬，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周恩来遗体告别）
▼小结
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的楷模，不仅是这方面颇有造诣的理论家，也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曾经反复强调:“要划一个大的圈子，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在长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以能够与广大民众交朋友为荣，以宣传共产主义为已任，影响着身边一个又一个“朋友圈”，不仅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而且还团结了那些曾经有过“宿怨”、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与共产党完全不同的人，最终实现团结到大多数建立了新中国的目标。
资料来源 | 《文史春秋》、《新周报》
整理 | 知音老年新媒体编辑组
图 | 网络